张洪信二十八岁时娶了十九岁的蔡二媛，结婚后两人相亲相爱。直到蔡二媛因脑血栓六十岁去世，两人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生活在这样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兄弟姐妹感到自由欢乐。

张洪信十二岁的时候，夏天还光着屁股玩哩，走亲戚穿上粗布小白褂，穿个蓝布裤子，觉得美得不行。光屁股的不光他一个人，村里的男孩大都光着屁股玩。

十三岁那年冬天，听说招兵，他穿着一个黑色粗布旧棉袄走了二十多里地，跑到城里，看到南北街上挂着招兵的旗子。他和一个脸瘦瘦的招兵的说，我当兵，要不要？人家问，你多大了？他说十三了。人家说，十三岁的不要，十五岁的才要呢。他一听，这下当不成兵了，后悔自己没先打听一下要多大岁数的。他在南北街上转悠，看见了一个和自己个子长得差不多的穿着蓝棉袄的小子，他和人家商量着换着棉袄穿，就一会儿，用完了一准还给他，穿蓝棉袄那小子不同意。张洪信犯愁了，用袖子抹了一下流出来的稀鼻涕，看着袖口，这一看计上心头，因为他看到了袖口里面，黑布棉袄里子是蓝色的。他急忙脱下棉袄把里子翻到外面，黑棉袄变成了打着黑色补丁的蓝棉袄，然后走到招兵处。他说，我要当兵，我十五岁了，要不要？脸瘦瘦的招兵的，把眼眯成一条线，看着张洪信，看了一会儿，笑笑说，刚才还十三哩，把一个黑棉袄换成蓝棉袄就变成十五岁了？不要！他一听这话，生气啦，对着脸瘦瘦的招兵的气冲冲地说，不要拉倒，咱们走着瞧！出城里东门一直往家跑，一边跑一边想，今年当不了明年还来，明年当不了，后年还来，我就不信当不成，非气死你这个瘦猴子不可。

他一天没吃饭，来回六十里地，傍晚赶回家。他一进门喊了一声姥姥。姥姥说，你出去一天，急死我了。他说，我去当兵，人家不要。姥姥说，他们不要，我要。

第二年扩兵，在饶阳招二十多人，这回张洪信如愿当了兵，到了县城，净吃白馒头，炖肉菜，可解馋了。他们出发前换上了黄军装，精神抖擞，出发后一直往西走，到了山西，有的老百姓看他们穿着黄军装，以为是日本鬼子来了，见了他们就跑，两天吃不上饭，只喝一点凉水，可饿惨了。到了第三天，看见路边一个卖大饼的，幸亏卖大饼没有跑。带兵的说：“老乡，我们买大饼。” 卖大饼的可高兴了。烙好的一大摞大饼给新兵分完了，卖大饼的继续烙饼，一边烙，新兵一边吃，和好的面粉用完了，再继续和面。等他们吃饱了，卖大饼的说：“每人平均吃三张大饼。”张洪信说，这回你可赚钱了。卖大饼的说：“这回你们可吃饱了。你们过来时，远远看，像日本鬼子，再一看不像，人家是洋枪，咱们是土枪。”

一个多月后到了五台山，上千名新兵在这里汇合，三五九派人来接迎他们。

他们加入了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见他个子那么小，把他抱在怀里开玩笑说：“还吃奶吗？”

部队改编，他到师部当勤务兵，以后又到了九团文工团。

他在南泥湾开荒六年，白天开荒，晚上纳鞋底，那时想抽香烟没有，馋得不得了，怎么办，他想了个办法，把树叶晒干了用纸卷起来当烟抽。

他从小喜欢画画，可是画画没有颜料，他从山上采来红色的枸杞，绿色的叶片，蓝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等各种花草当颜色。在南泥湾他画了一张享有“电影皇后” 之誉闻名中外的大明星胡蝶，拿给曾政委看，政委看了以后说：“这是印的胡蝶的照片，有什么好看的。”

他说：“不是印的，是我画的。”

曾政委睁大眼睛说：“是你画的？”

他说：“是我画的。”

曾政委说：“真的是你画的？”

他说：“真的是我画的。”

政委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确认不是印刷品，是画的。真看不出这个小兵还会画画，他决定送他去鲁迅艺术学校学美术，可是他已经是文工团的主要角色，虽然他刚满十七岁，可是团里经常演的几十个节目，大都有他的角色，文工团不放他走。当时宣传工作也很重要，政委权衡后，只好让他留在文工团。

他也参加过许多战斗。

有一次打仗，他把棉裤丢了，是打完了仗才发现丢了棉裤的。他没有再去向部队领棉裤，部队当时非常困难，他穿着单裤过了一冬。

有一次部队到了山西米脂县，由于水土不服，有的战士病倒了，有几个体质较差的战士去世了。张洪信的鼻子流血不止，流了有一大盆血，整整一夜呀，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流着。他觉得自己身上的血已经流完了，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一个身穿白色裤袄的小媳妇站在他面前，他睁开眼睛，小白媳妇就不见了，他又闭上眼睛，身穿一身白色裤袄的小白媳妇就又站在他面前，他无力地再睁开眼睛，白媳妇就又不见了。这样反复几次。他断定自己是要死了，才会出现这样的幻觉。当再一次闭上眼睛时，他没有力气再睁开。战友呼喊他，没有应答。部队上给他准备好了棺材。准备装棺时，医生对他进行检查，检查后医生说．先不要入棺，他还忽搭着，好像有口气儿。就这样，他奇迹般地又活了过来，医生告诉他：“你的体质很差，活不过五十岁。”

这之后，他开始向医生护士学习包扎伤口，还学习给初生儿接生的方法。为此，他家的孩子出生时，不用请接生婆，他的接生方法比村里的接生婆更科学。

在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中，他在尖兵连，这其间打了十一次仗。有一天因为部队没有蔬菜吃，派他到郊区村子里去找蔬菜。他找了一个村子没找到，又找了一个村子没找到。天渐渐黑下来，他找了一夜，天快亮了才背着大半口袋蔬菜，向原来驻地走去。快走到目的地时，碰到一个伤员告诉他，夜里，发生了一场战斗，全连战友，除了几个受重伤的，大都牺牲了。他大声呼喊着：“我找菜来了，我找菜来了。”没有人回答他。他呆呆地瞪着两只眼睛，没有眼泪。

后来他常对孩子们说，经过多少次枪林弹雨，眼看着身边多少个战友倒下，今天的好日子，是多少战士流血牺牲换来的呀，我命大，活了过来。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呀！孩子们，你们千万别不知足。

许多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人，盼望着别再东跑西颠躲躲藏藏的，黑夜能睡个安稳觉，就是好日子。许多经历过1960年大饥荒年月的人，盼望着能吃饱肚子就是好日子。什么是好日子，在不同年代的人群中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他从战争年代一直讲到现在。

他说：“复员以后，娶了媳妇有了孩子，欢喜得多了。俺们孩子她娘，人特别实在，好脾气，俺们一辈子也没有红过脸，我说她什么，人家从来不哭也不闹，全村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的。可惜我老伴没有福，六十岁上得脑出血去世了，她人缘好。她死后出殡的时候，人多多了，全村子人跟着流眼泪。”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会儿，他怀念他的老伴，眼角浸出泪花。稍停片刻他接着说：“县宣传部王启元部长，叫我到县剧团唱戏去，我不去，我舍不得离开家。再说，我自己能挣钱，也能省钱。我有我的办法，天天扫院子，没有买过扫帚，到地里拔长成大棵的野扫帚或割几棵竹子，用麻绳子把它捆把捆把，就是个扫帚，比买的还好使呢。我给附近生产队里做杈子、木耙、木锨，还做笼屉赶集卖。秋天到地里拾红薯拾胡萝卜拾玉米，回来把红薯切片晒成干，把玉米弄成粒，装到口袋里，我骑上自行车走一百多里地，到保定去卖。一斤红薯干儿卖两毛五分钱，一斤玉米卖三毛五分钱，都是拾来的，摆地摊叫卖。我摆地摊摆得多多了。”

“我可不是给你吹大话，纺线、织布、纳大鞋底子，在南泥湾的时候就会。老头脱泥钱儿，这是撂下的活了。俺这么多孩子没有让他们饿着过肚子。大人辛苦一点，千万不能让孩子抱屈。晚上油灯下，我给孩子们唱戏画画逗孩子们玩，俺这六个孩子都有出息，三娈更是心灵手巧做面花出了名，不光三乡五里有名，县里都知道了。她十九岁上，县建设局做县城规划沙盘，请了俺们三娈去了，还到市里省里北京去表演捏面花，后来学会画画，出名都出到外国了。我欢喜多多了。”

我望着这位老人的面容，在满脸树皮一样的褶皱里，把苦难和辛酸深深地埋在底层，把自信自强快乐向上，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孩子们对父亲张洪信的感情如此深厚，因为他确实是天下一等一的好父亲。

张洪信又讲了许多当兵复员后的小故事，我把它记在小本子上的同时，也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他为之自豪的有三件事：“头一件事，我一辈子掩埋了六个老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亲母亲。给老人送终，我尽孝了，我做到了。母亲去世时，我还请了戏班，都是亲戚朋友帮忙，没有花一分钱。“第二件事，我身体好。有个头疼脑热去看病，国家全给报销。“第三件事，儿女孝顺，儿女怕我孤单，帮我又找了后老伴，相互有个照应。我有钱花，国家每月发给我工资。”

他拍着胸脯说：“我比皇上还痛快！”

我停下手中的笔，笑了笑。

他说：“你别不信，我真的比皇上还痛快。”

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他曾经坐过“皇上”的故事。

刚解放不久，他和两个战友去了北京，晚上八点一起去找王震。他理直气壮地对警卫员说：“俺们是王震的战友，要见他。”说完又觉得不妥，改口道：“他是俺们的旅长，他对俺们可亲哩，俺们想他，愿意看看他。”

警卫员说：“明天早上八点，你们再来吧。”

张洪信和几个战友是来北京参观故宫的，第二天他们去了故宫，没有再去找王震。

他们去故宫，最感兴趣的是，到太和殿坐一把龙椅，过一把皇帝瘾。建立新中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他们说，扛过枪，负过伤，打完了鬼子打老蒋，全国人民得解放，咱不当皇上谁当皇上。

到了太和殿，战友大李说，听说没有大福气的人坐不得龙椅，如果坐了屁股上会长燎泡。张洪信自信地说：“我有大福气，我不怕。”他迈着方步，拾阶大大方方走进金銮殿，稳稳当当地坐了一把龙椅。他在京剧《打龙袍》里扮演皇帝，那只是在舞台演戏。这次在富丽堂皇的金銮殿上，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挺直腰板，大大方方堂堂正正，过了一把皇帝瘾。

大李说，你坐龙椅也成不了皇上。

张洪信说，如今咱当家作主，也算当了皇上。

大李和另外的战友，也学着他的样子，坐了一把龙椅，当了一把皇上。

这之后，张洪信常常幽默地对人说，我坐了龙椅，屁股上没有长燎泡，反到越来越有福。这是坐龙椅坐来的福，我是天天当皇上，真皇上还有烦恼事，我除了欢喜还是欢喜。

就是这位河南的大李，和他一起到北京坐了一把龙椅的大李，不小心丢了他的退伍证。丢了他的退伍证，就没有办法领取退伍费，必须找到当年在三五九旅当过兵的战友作证，才可以补发证件。他第一个想到了张洪信。当时交通不方便，他经过步行，坐火车，坐汽车，再坐自行车，奔波三天三夜来到东刘庄来找到了张洪信家。当时梦君已经放学，正站在北屋门口，看见一个穿得破旧的老头进了她家的院子，手里提着个破旧布袋，以为是要饭的。梦君回头对父亲说，爹，我拿一块饽饽给他。

来人问：“是张洪信的家吗？”张洪信一看是战友来了，激动得不得了，把大李让到屋里。

大李在张家住了十几天，张洪信给他写了证明，到大队部，公社、民证局盖了章。他随身带着一个唐瓷茶缸，上面钜了十个补钉。那时有钜盆、钜碗、钜大缸的，盆、碗摔成两半，钜好后继续用。大李走的时候，把他的茶缸丢在梦君的家里。他步行走了一个小时以后，又返回来取走了那个钜了十个补钉唐瓷茶缸。

战友走后，张洪信后悔没有给战友几块钱。虽然大李也说新社会好，日子好，可是他感觉自己的日子比大李过得更好，他幸福指数为百分之百。

这幸福包括日子安定，有房有粮有穿戴，心情舒畅，还有为之骄傲的儿女。儿女懂得孝敬，各有专长。特别是张梦君后来成为画家，圆了张洪信未能实现的画家梦。(待续)

作者：师桂英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