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强年画，作为北方农村备受推崇的民间艺术形式，在百年党史中，也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武强年画博物馆，透过一幅幅年画作品，探寻红色印记。
坐落于武强县城的武强年画博物馆建成于1985年，是全国第一家年画专题博物馆，也是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共有5个展厅及一个年画作坊，陈列展出1000多件展品，既是年画艺术之乡的象征，又是展示、研究农耕文化的艺术殿堂，它使雕版印刷术这一古老工艺得以很好地保护和传承。
武强年画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到明代初年，武强年画已有相当高的造型设计能力和镌刻水平，到清康煕、嘉庆年间，武强年画的生产形成了以武强县城南关为中心，辐射周围68个村庄的格局。经过历代艺人的苦心经营，如今的武强年画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流派，被誉为河北艺术的象征，其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享誉国内，驰名海外。
在没有电影、电视的年代，年画承担着记录、娱乐和表达的使命。尤其是在内忧外患的近代，武强年画凭借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成为爱国人士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一把利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延安鲁艺和华北联大的专业画家，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来到冀中，深入到武强革命老区，拿起画笔，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
一些版画家在吸收民间年画简洁生动特点基础之上，用木版套色的方法，创作了《保家卫国》及《春耕图》等作品。与此同时，由延安派到太行根据地的胡一川等一批画家成立了木刻工作团，也尝试用新年画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根据现在保留的作品，武强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刻印了带有“打日本救中国”宣传口号的门神画。1940年在粉碎敌人的封锁和扫荡以后，胡一川等又来到冀南创作和刻印了招贴画和新年画，革命新年画在河北大地上从此生根开花。
《打日本救中国》是在 1940年清代版的门神基础上加工而成，艺术家们在敬德画面的一侧添印“打日本救中国”标语口号，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决心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晋察冀边区的美术工作者也开始投入抗战年画的创作。为了更好地学习民间形式，画家阎素来到武强，向民间艺人学习刻印技术。1940年初冀中画家张仁裕、田零也到武强南关工作和学习，他们都对当时新年画创作作出过贡献。晋察冀边区的美术工作者创作刻印了《保卫边区》新门画，表现抗日民兵跨上战马挥动大刀的雄姿，其中人和马的姿态和艺术风格明显地从武强旧门神脱胎而来，但却换上了崭新的形象和主题。
《保卫边区》是创作于抗日战争初期的新门神画，画面上，一边是边区人民兵骑马挥刀的英姿，一边是“保卫边区”标语，形式上借鉴了传统门神的造型和样式，又有所创新。
在国难当头之际，门神由驱鬼辟邪的俗神，化为抗敌救国的卫士，向革命年画转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时创作的抗日题材的新年画，有的作为慰问烈军属的礼物，也有的在集市上售卖，成为对敌斗争的宣传品。
《遵义会议》：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对党和红军产生深远影响，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从幼稚走向成熟。艺人们也用年画的形式，予以了记录。
新中国建立后，为让民间木版年画得到恢复和发展，武强年画推陈出新，在继承传统年画中吉祥红火明快特点的同时，也吸收了其他艺术的优点，创作的作品在内容上更加符合新时代人民的需要，风格形式也日益丰富多彩。
《参军图》讲的是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掀起参军热潮，本图表现欢送参军的队伍将入伍的农民，骑着高头大马，十字披红，家属坐着棚车，在鼓乐声中显得威风凛凛。后面还有人挑着粮食支援前线。画面采用s形队列构图，并采用了远近法，既继承传统，又有创新精神。
进入21世纪，年画艺人们在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创作了一大批歌颂党、歌颂新时代的年画作品。
采访当日，武强年画博物馆工作室内，武强年画省级非遗文化传承人康英勤正在精心绘制年画底稿，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年画颂党恩”作品展览做着最后的准备。在他的笔下，一幅生动精美的“唱支山歌颂党恩”主题年画作品逐渐呈现在大家眼前。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愈加坚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奋斗和成长的光辉历程中，处处镌刻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敢走新路的深深烙印。这些年画作品，凝结着时代精神和艺术家们的创作心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就让这些武强年画作品，带领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重温那一幕幕震撼心灵的历史时刻，让我们在享受艺术美的同时，铭记那一段段光辉岁月，获取不断奋进的精神力量。
通讯员 尹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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