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朝廷给滕的罚单是庆历四年的正月初四开出的。“降刑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权知凤关翔府滕宗谅为祠部员外郎、知虢州，职如故。”除了首当其冲的“降”字略表惩治之意，罚单通篇没看到实质性的处罚。御史台的谏官们大为不满，以集体“罢工”表示强烈抗议，居家待罪，继续给皇帝施加压力。

其实对于滕的调查早在庆历三年初夏其移任庆州之初就已经开始了。事情起因也简单明晰——十六万公使钱。尽管不是小数目（以购买力折合人民币约两到三亿），但到底还只是经济问题。围绕此事角力的双方其一为新政精英集团，另一方为旧的政治利益集团。谁都明白，一旦与政治搅和到一起，事情就变得复杂难缠了。

庆历新政以范仲淹、富弼联署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为标志，是仁宗亲政之后着手实施的一项稳妥至上、态度温和的政治改良。既便如此，那些既得利益者依旧对新政恨之入骨，百般阻挠。滕宗谅与范仲淹出身同年进士，志同道合，贵为密友，一向是新政的坚决拥护者，在其所辖地方积极推行，勇于落实，干事任能，广交文友，得以诗文播布京师，成为新政树在中央的一面旗帜。此次对滕的弹劾奏章一出，旧势力岂肯轻易放手，恨不得给诸位新政精英扣上一顶“朋党”的帽子，一棍子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五千年的政治斗争史告诉我们，若要置对方于死地，“朋党”二字最具杀伤力。宋家天下靠兵变上位，重文抑武同时，一样担心文人互结营垒，与皇家离心离德，自行其是。正是在如此严峻恶劣的形势之下，范仲淹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主张派人前往泾州和庆州调取“钱帛文帐磨勘”，逐一审计。如果查出滕有贪污问题，他甘愿与之“同行贬黜”。

滕子京并非贪财之人，但他好大喜功，手面阔绰，干事成事，爱讲排场。一批批文人墨客浩浩荡荡地应邀来到泾州，到西线边陲采风写作，管吃管住管旅游，临走再封送一个大红包，随着诗文流播海内，滕也声名日隆。公务宣传与个人包装本来就难以区分，再加上仁宗碍于范仲淹“横身相救”的情分不便深究，遂开出了上面那一道和稀泥似的罚单，招致了御史台谏官们的集体抵制。仁宗之“仁”，一半得益于他的和泥功夫，那就再安抚一下谏官们的情绪吧。于是二月十四日，在罚单空白处增添一句：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如此这般，滕子京来到巴陵，新官新政新气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时已至此，岳阳楼呼之欲出！

百废具兴。可见滕在岳州任上做事颇多，但其他的事都已在历史上湮没无凭，只留传一件却让他名垂青史——重修岳阳楼并请范仲淹作记（有此一事，足矣）。推究岳阳楼历史，应始建于三国东吴时期，鲁肃为湖上操练水军在巴陵山上修筑阅兵台。唐开元名相张说因执言获贬，谪守岳阳扩建阅兵楼，正式定名岳阳楼。庆历五年，重修岳阳楼工程已近尾声，撰写《岳阳楼记》一事提上日程。在古代，“记”文大都由主人亲自执笔，以便抒发胸臆，赋予“记”更为深远的意义。滕子京身为地方长官，又有进士学历，完成这样一篇“记”文应该不难。但他心目中却有更为合适的人选，或者说有人比他更符合为岳阳楼作记的条件。其条件有三：名人、文人、友人。同时满足上述条件者非范仲淹莫属。于是他开始给范写信：“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标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君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信寄出了，那么范仲淹为《岳阳楼记》做好准备了吗？

最近一年，仁宗在新旧势力之间左右摇摆，依违两端。又加旧势力处处阻挠，令新政推行举步维艰，几乎成了“烂尾工程”。仁宗失却耐心，毁谤随机跟进。范仲淹失望之余，自请出知邠州，巡边西北，远离了政治中心。庆历五年秋冬之际，在欧阳修贬知滁州的同时，他上书朝廷，请求调离邠州，退居闲职。朝廷成全了他的心意，派他改知邓州。“数年风土塞门行，说着江山意暂清。求取罢兵南国去，满楼苍翠是平生。”宦海浮沉，人事迁变，归途在即，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政绩观、文学观已然煅造得宏阔、厚重而纯熟，是时候形诸文字、流传天下后世了。由此看，范仲淹著《岳阳楼记》，既是滕子京的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早一天，范仲淹可能写不出这样一段文字。如果晚一天，范仲淹可能会将这段文字埋藏心底。无论早晚，我们都无法读到震古烁今、光芒万丈的《岳阳楼记》。“在十一世纪苍茫夜色下，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面貌演变进程中，一颗新的太阳升起来了，那是一种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在旗帜上的光风霁月般的人格境界和精神风范。”因为这一面飘扬的旗帜，在江南三大名楼中，虽然岳阳楼的资历最浅，却因其高标独立的精神文化意义，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这种影响必将会无限持续下去。

文章最后旁涉两件史事。一是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六月，左朝散郎姚岳上书朝廷，因耻与岳飞同列，并全力消除岳飞的影响，申请将岳州改名纯州，以体其忠纯报国之心。污名岳飞，自然暗合丞相秦长脚的心意，大笔圈定，岳州改纯州，岳阳楼随之更名纯阳楼。半年不到秦桧病逝，但是令岳阳楼蒙羞的这段历史却持续了六年之久，直到绍兴三十一年改回。二是明代洪武初年，苏州人范从文因违背皇帝旨意而判处死刑。行刑前，朱元璋亲自查看案卷，看到范的姓名和籍贯，便传唤至跟前问：“你不会是范仲淹的后人吧？”范答：“我是范仲淹的十二世孙。”朱元璋命人取来锦帛，御笔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赐给范从文，并下旨“免除五次死罪。”人命关天，朱以皇帝之尊，方才赢得片刻景仰范仲淹的资格。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岳阳楼记》最后发抒的这一声千年浩叹，常常令我联想起鲁迅的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看到苍茫大地的深处，一个个孤独寂寥的身影，决绝而默然前行。我愿意加入进去，踩着他们的脚印，在荒野里踏出一条忧国忧民的长路。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