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卸任冀州知州后出任莲池书院院长，虽然离开深冀二州，但吴汝纶始终关心两州文教，弟子门人也事事请教。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吴汝纶复函信都书院院长贺涛说：“洋务，国之大事，诸生不可不讲。今新出之书，有《泰西新史揽要》，西人李提摩太编，而华人为之润色者，其书皆百年以来各国转弱为强之事迹，最为有益于中国……而尤以阅《万国公报》为总持要领。近来京城官书局有报，而上海又有《时务报》，皆可购而阅之。”晚清著名藏书家贺葆真，在本年十一月二日的日记中，有阅读吴汝纶为信都书院代购《时务报》的记录，同时说明贺涛也有读西书不如读报纸的感叹，认同吴汝纶“阅《万国公报》为总持要领”的意见。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山西巡抚胡聘之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提出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变革旧式教育的主张。九月十二日冀州知州牛昶煦欲在冀州开设西学，吴汝纶得知后复函贺涛：“蔼翁欲立西学，此时殊难得师，且苦经费无处，若不能别筹经费，但就现有之款，则不能有益于西学，转大有损于中学，似非计也。且西学至难，若但购已译之书阅之，则书院中高才生已优为矣，然无大益……其导源之法，则必从西文入手，能通西文，然后能尽读西书，能尽读西书，然后能识西国深处。则此一端，吾国才士，已不暇为，其不才则为之而无益。若乃天算、化学、制造、格致则皆所谓专门者，非风气大开，绝无专习一业之人；非风气大开，即有一二人能习其业，亦于国无能损益也。鄙见如此，可代达于蔼翁，别有复蔼翁之函，亦略及之。”

第二天复函牛昶煦云：“胡中丞请变通书院，并课天算、格致等学，自是当今切务。然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不筹天算格致出仕之途，虽改课亦少应者……即如书院减额一节，势所难行。中国书院专讲应试之学，国家以此取士，士之学者日众，致能扩充，不能裁减，来示所谓先多窒碍，自是卓论。至欲别兴西学，自应别筹经费，近时民穷财尽，筹款亦岂易言！西国教师，在沿海尚且难求，在内地万难聘请，若但欲聘中国人为师，则恐非驴非马，如龟兹王之学汉语矣。计惟有招延西国传教之士，又恐骇人观听，激成他变，且非诏旨允行，转恐教士因来教学徒，要求广行彼教，是则利少弊多，又不可之大者。现时各属，力所能为，止有购置已译之书，入之书院中，高才生兼习之，似为简易可行。”

以上两函可见吴汝纶教育改革主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废除科举制度，新学无从谈起。经费难筹、教师难聘、学徒难招是当时实际情形，吴汝纶以莲池书院开办西文馆的经验，指出西学非广置西学仪器，聘有专门之师，课以聪颖生徒，尽弃旧学，专门攻读，务使生徒能通西文，尽读西洋原著，然后才能有所成就。如若风气不开，一意跃进式地推进教育体制变革，可能会激成他变。可惜他这种稳健的改革方案没有得到当政者的重视，终于酿成戊戌庚子大患。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四日吴汝纶复函门人安平阎志廉，指导他《易经》研究关键所在后，指出“中国之学，有益于世者绝少，就其精要者，仍以究心文词为最切。古文文法微妙，不易测识，故必用功深者，乃望多有新得，其出而用世，亦必于大利害大议论皆可得其深处，不徇流俗为毁誉也。然在今日，强邻棋置，国国以新学致治，吾国士人，但自守其旧学，独善其身则可矣，于国尚恐无分毫补益”，但是最后吴汝纶仍是说出“不能不高歌青眼属望故人”的勉励之语。

三月六日《答贺松坡》一函，认为深州志有书无图，不算好的志书。光绪十八年吴汝纶为深州志测绘新图，通过北洋大臣咨文，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中调出李善兰弟子熊方柏前来测绘。深州官绅颛愚无知，当时知州熊寿篯与士绅不和，但都认为这是吴汝纶为熊方柏谋职，竟辞谢不用。恰本年李善兰得意弟子杜法孟在武强老家无事，吴汝纶曾听李善兰说，杜法孟是绘图一等人才，高于熊方柏，他请贺涛商及贺嘉枏，如何使深州四属公议请杜法孟出山为州志测绘地图，则深州志将成为第一部用新式地图的志书。

四月一日吴汝纶又致函贺涛：“前书欲请杜溯周先生绘深州图，似是难遇之嘉会，但恐今时州中难筹经费耳。绘图之说不成，则深州或冀州敦请杜公为算学教师，似亦近日开办西学之要务，未识二州官长其有意乎？仆不知算学，徒以信李壬叔耳。壬叔不予欺，则杜公真今时所须也，故出位言此。公与墨侪诸君，能不河汉此言乎？今议欲开西学，西学重专门，而以算学为首务，他学必以算学为从入之阶，明算而后格致诸学循途而致。今既不得通外国语言文字，则学算亦本务矣。他处方苦无师，深冀有师，岂宜掉头不顾耶。”

武强贺嘉枏智略绝人，不颛颛以文学称，有治世之才，是吴汝纶门下弟子中杰出之士，吴汝纶取其才智，政事家事，事必相商。吴闿生《故友录》说贺嘉枏在吴汝纶离任冀州后，“庶政付之”冀州张廷湘、张增艳、衡水马景麟，“文教则付之”武强贺涛，“有大事墨侪遥为主断”。牛昶煦在保定述职时问及聘请杜法孟的薪水多寡，吴汝纶让他与贺涛、贺嘉枏商同办理。

《深州风土记》卷十五·文学记载，杜法孟是武强人，咸丰九年副榜贡生，后考取同文馆，师从李善兰。吴汝纶请李善兰找测绘高手时，杜法孟已为湖南学政幕宾，“法孟后为江苏宝应知县数年，罢归，及光绪二十四年诏天下州县各立学堂，研求欧美新学，欧美学多方，要以算学为本，汝纶以为法孟算学大师，今幸家居，可遣后生往就学，乃为书告深冀故人，令聘致法孟，教二州子弟习西算，书到而法孟已前死矣”。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六日致函贺涛：“湘帆示文数首，笔力劲悍，学韩有得，来书屡称其可畏，自非妄叹。”吴汝纶对赵衡古文赞赏有加，时年赵衡已被聘为深州文瑞书院院长。

六月三日《与冀州绅士》一函云：“书院尽改学堂，未知有无窒碍，松坡本欲辞馆，恐加此一层，愈复难留。其实中学仍须讲求，但当筹款加请西学之师耳。现任官不得不设法增加成本，似不宜裁减师生旧入以为新学也。西师实不易得，奈何奈何”。当年贺涛失明，本欲辞去信都书院院长。戊戌变法期间书院尽改学堂，兼习中西之学，吴汝纶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外省各府州县书院束脩不过三百两，分请中学西学兼通之师，根本请不到，就是有这样的名师，哪里能一下找到那一千七八百位呢？所以一看拟定的章程，就知道李鸿章没有参与，都是一些少年无知，缺少阅历之人妄自乱政。

弓汝恒是吴汝纶门下年齿最长弟子，仅少吴汝纶两岁，吴闿生认为他是父亲“著籍最蚤”的开山弟子。所以吴汝纶有“吾辈垂老见此，殊非幸也”之语，这一年弓汝恒之孙弓钤，亦即弓仲韬年甫七龄，弓汝恒问计其师，值此奇变，子孙应读何书，吴汝纶作函回复，深盼弓汝恒能到保定一叙。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日复函冀州门人赵衡：“大著新文三首，读而深味之，把纸开合数四，诚不意执事所造，遽已至是，下走所望而却步者也。三文皆绝俗，论秦尤骎骎入古。仆在北久，所见诸少年多英伟，各有胜处，独文事则颇少悟人，唯松坡门下诸君，皆有法度，能入古，由讲授明也。执事在松门，又褒然称首。老夫不足道，行当与老松分席而坐，不悚不慑，来书乃复谦挹不自足，若未尝学问者然，何雄心锐进如是！为文下笔苦繁，不尔，则一无可说，此文家常态。辞赋，汉世已登峰造极，后之能者，不肯轻为，柳子厚谓退之未作子云四赋，作则绝加恢奇，彼恢奇有加，且不肯作，吾曹姑慭 置之，似亦可也。斫髋髀而屡折刃，循理解而苦不入，意者不疾不徐养之以俟其至。仆故终身未彻未悟，愧无以相益，承切问，只益为惭耳”。赵衡锐意钻研古文，向吴汝纶请教，吴汝纶循循善诱，一一为之解析。

正月十七日吴汝纶致函冀州绅士：“去冬在北戴畅论时事，楚雪二公以为不谬，惜旋吉未与闻知。救之之法，必以士大夫讲求西学为第一要义。使我国人人有学，出而应世，足以振危势而伐敌谋，绝不似今日之束手瞪目，坐为奴虏，万一不能仕宦，而挟吾学术，亦足立致殷富，自全于败乱之时，救种之道，莫善于此……闻旋吉已有函与弼臣商论，有子弟二名，欲来从受西学，每月薄脩尚不难出，自应及时定议，勿稍游移，并望三君子广劝州人有力之家，相率偕来，开此风气。人家有力者，往往为子弟捐纳职衔，以为荣耀。吾谓职衔特冠服外荣，而所费不訾，其中固无有也。西学，敏者三年，钝者五年，必能有成。五年所费脩金，不过百余两，而使子弟有学，可贵可富，其为门户光宠，比之职衔身外之荣，其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望诸君俯采鄙言，并希速劝早来，无任翘跂。”

张廷湘字楚航、张增艳字雪香，故称“楚雪二公”，“旋吉”即刘步瀛，三人为冀州士绅，书院河工等处董事。“在北代畅论”当为上一年吴汝纶省视失明的贺涛时的一次相聚，贺涛武强北代人，故有此称。“弼臣”系莲池书院提调宋朝桢。吴汝纶在保定开办西学，无人应招来学，只得向冀州招生，故有此函。

二月十六日又致函冀州绅士,苦劝诸人送子弟来学。吴汝纶为开风气，劝刘步瀛、张增艳、张廷湘等人速送冀州子弟来学西文，并以南皮张之洞送孙子东渡日本求学为例，可谓掰开揉碎大讲其中道理，并请冀州三人详细叙写其中利弊，广为张示劝诱来学。

保定风气不开，吴汝纶只得劝诱冀州门人送子弟来学，并命独子吴闿生也一起跟随众人师从英国人贝格耨到教堂学习英文。五月又作函给李鸿章，从保定淮军公所岁脩利息的余款中每年提取四百两银子，聘吴汝纶弟子日本人中岛裁之为教习，开办东文学堂，专教在直隶的安徽籍官员子弟，直隶子弟有愿附学者，另行缴纳脩金。

吴汝纶认为科举不废，新学不兴；新学不兴，种族不保。不能说吴汝纶对教育体制改革的认识滞后，但他跟随曾李多年，地方为官十余年，深知中国实际情况，绝不像康梁那样一味革新求变，鲁莽灭裂，实际是欲速则不达，转而激成大祸。吴汝纶阅历既深，筹画周晰，在保定开设东西两学堂，开全国风气之先，可惜随后庚子大变，他本人仓皇出逃，仅以身免，而莲池书院则荡然无存。

作者：田卫冰  编辑：贾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