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一句诗，奠定了洛阳牡丹的国花地位。其实牡丹故乡在菏泽，只是一则故事火了洛阳牡丹。

先说故事上篇。当初武则天一怒之下，将牡丹贬至洛阳，未曾想反倒是成就了她。可是话又说回来，在那个大雪纷飞的隆冬之夜，武皇醉笔写下诏书：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百花慑于此命，夜里竞相开放。只有牡丹敢于抗旨不遵，这样不媚上不唯权的底气，自然当得起国花之名。如此看来，到底还是她自己成就了自己。

牡丹在我国栽种培育的历史可上溯到南北朝时期，《嘉记录》《太平御览》等文献均有记载。至隋唐时已繁盛无比，蔚为大观。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即是借着描写形色各异的牡丹赞美杨玉环，从而取悦了明皇而得以专享高力士脱靴的尊荣。《龙城录》中记有一人：“洛人宋单父，字仲儒，善吟诗，亦能种艺术，凡牡丹变异千种，红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术。上皇召至骊山，树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余两。内人皆呼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此人没有李白的冲天才气，也便没有诗仙那样坎坷的求职经历。可他仅凭能种牡丹，就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玄宗的青睐，被授予“大唐花师”的光荣称号，荣耀一生。

五年前的四月，我和爱人去洛阳赏牡丹。一出站口，满目鲜花着锦，一城焚香欲燃，每到一处，都教人神魂颠倒，如同饮了一盏“千红一窟”。纳罕之余查阅资料方知，如今牡丹的花色品种已不可胜数。仅从颜色一项试举几例，便可以感受到牡丹的美轮美奂。譬如醉酒杨妃、飞燕红妆、出水洛神、貂婵拜月、二乔、金屋娇等，几乎将古代美女囊括其中。最值得费一番笔墨者名绿珠坠玉楼。此牡丹洁如玉脂，每片花瓣的中间都有一颗碧斑，恰似绿珠坠入玉液琼浆之中，令人不由想起西晋美人绿珠姑娘。这牡丹简直美得不可方物，但是在我看来，这款命名却是残忍得很。绿珠姑娘自小才貌出众，卓然不群，在青春正好的年纪，被洛阳土豪石崇纳为爱妾，这几乎是她无法摆脱的命运。石崇能在史上留名，皆因他勇于和王恺斗富。石崇并非簪缨世家，在极其讲究门阀的魏晋很难出人头地。但他因为有钱，在追求及时行乐、穷奢极欲的晋代照样可以无限风光。这样一个依靠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富的地方官员，除了借用绿珠的美貌来装点门面、夸豪竞奢之外，他会给到绿珠一丝一缕的精神之爱吗？绿珠姑娘长年禁锢在金谷园中，豢养如宠物，被恶俗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可曾是她想要的生活呢？说这个史载“杀妓侑酒”、床边常备“肉屏风”“肉痰盂”的男人恶俗真是轻饶了他，绿珠一天天都在目睹着他的丑陋与罪恶，体味着他的卑鄙和暴虐，她怎么会像史家所述，为了表示对石崇的忠贞不渝，在孙秀闯进金谷园时而选择纵身一跃呢？我同意夏坚勇教授的解析，绿珠是因绝望而死。她的死“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抗争——向丑恶的男性世界的抗争。可惜这种抗争却被后人善意地曲解了，硬是给她树了一块‘殉情’的贞节牌坊”。“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在所有吟咏这段往事的诗词中，杜牧《金谷园》于凄婉中发出了繁华易散的感慨，大约是最接近绿珠堕楼时孤绝悲凉的心境的。

将牡丹比作美人，诗词之中并不鲜见。可是借用牡丹的美来警省亡国之君，好像历史上仅有一例。宋僧惠洪《冷斋夜话》中讲了一则小故事。宋军大举南下，饮马长江。可是金陵城中后主李煜仍在赏月观花，诗酒歌舞。法眼禅师看到御苑中盛开的牡丹，作牡丹诗偈有句：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无奈后主省悟不到花容难驻、娇艳不常的警示，依旧沉湎声色，苟且偷安，终至金陵城破，肉袒出降。身为亡国之君，囿于汴河一隅，追思当年的牡丹诗偈，后主的词自此得以从花前月下转入了故园山河。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国色天香的牡丹，借李煜之目助推了危如累卵的南唐小国的覆灭，同时也借李煜之手将词推入了一个更为深挚宏阔的境界。

再说故事下篇。刚强不屈的牡丹一到贬谪之地，便在洛阳烈火烹油般昂首怒放，无拘无束，无遮无拦。这更加激怒了武则天，她敕令用火烧死牡丹。翌年春天，枝干虽被烧焦的牡丹反而开得云蒸霞蔚，春色无限。武则天这才见识到牡丹的矢志不移，敬佩牡丹的焦骨刚心。而千百年来，无数诗人墨客的笔触只是停留在牡丹“形色香”的表面，这实在是风骨牡丹的悲哀。明代俞大猷《咏牡丹》：闲花眼底千千种，此种人间擅最奇。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俞大猷为明代抗倭名将，与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他的奇节与抱负也只有牡丹独守丹心差可比拟了吧。

行文至此，不得不说到《牡丹亭》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无论何时听到这段《皂罗袍》，我都在大美中听闻出了大悲，那真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情愫。“无可名言，但有惭愧。”作为写作之人，我不得不饱尝此种遗憾。但我也同样庆幸，这般神启似的感觉并不会光临世上的每一个人。

汤显祖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他洁身自好，不谙世情，二十一岁中举之后婉拒权相拉拢，致使空负才名，屡试不第。万历十一年张居正死后，汤才子终以三十四岁高龄得中进士，到南京赋了八年闲职。万历十九年，他因目睹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触发圣怒而贬为地方小吏。在浙江遂昌，他“云钳剭，罢桁杨，减科条，省期会，建射堂，修书院”，劝农桑，施善政，使得浙中偏僻贫瘠之地大为改观。遇赦一年的他把这里看作了自己的理想王国。他为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无顾忌，擅自释放狱中囚犯回家过年，准许他们元宵节陪同家人上街观灯。如此富于理想，怎能为官场所容？一旦政敌把柄在手，暗箭冷枪射来，理想破灭的汤才子即时溃不成军。那是万历二十六年，四十九岁的汤显祖一纸辞呈，扬长而去。他坐回家中窗前，将毕生理想化作锦绣文字，一笔一画，注入起死回生的情爱传奇之中，著成了戏剧史上“前无作者，后鲜来哲”的“玉茗堂四梦”。

《牡丹亭记题词》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有此一语，天下情爱尽矣。我写爱情故事，被读者僭称为“中国最会讲故事的痴情大叔”。差矣，窃以为，只有汤临川方可担得此名。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