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冀州旧城区主要街道十字街北头明代城墙南侧矗立着一座校园，在人们的记忆中，它是衡水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冀师所在地，走进这所校园，那满目的沧桑似乎在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它是历史上的名校——信都书院旧址，冀州中学堂、省立十四中、冀南建设学院等也曾在此创办。而创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的信都书院，到清朝中期发展成为“畿辅之冠”，被誉为北方学脉滋养、光大之地。

书院历程

明中叶以后，大批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士大夫热衷于讲学，纷纷创建书院，收徒开课。讲学之风的兴起，对书院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明万历四年（1576年），冀州知州赵宋在州城马神庙西创建信都书院。书院有正厅三间，东西房各三间，后正厅三间，东西房各三间，大门二门各一间。取“信都”之名，是因冀州早在西汉时期就为信都郡、信都国、信都县治所，历史悠久，故命名曰：信都书院。赵宋是江苏兴化人，进士出身，史载其“诗文有雄镌，兼通篆镏，性好山水，常涉太华绝顶。”赵宋在冀州一年后离任。

自赵宋创建信都书院之后，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冀州知州董天胤进行了一次重修，座椅俱全。清康熙末年，冀州知州魏定国将信都书院移建于州治东南，置田两顷（13.3公顷），以资膏火等，说明对信都书院的重视程度。清乾隆元年（1736年），知州陈葵章、州判雷时、吏目温炜还特聘浙江孝廉韩承节为师。三年后（乾隆四年九月），“按试列前茅而食者5人，由童子而采芹者6人”（采芹，官府给予禀膳为“食”，考中秀才入学为生员为“采芹”，也称“入泮”。），待遇优厚。

信都书院在地理位置上，蕴含着对本土悠久历史遗存和自然景物的敬仰和依恋。如城内的商铺客栈、雄伟的城墙、肃穆森然的府衙、迷人的庙宇亭阁、美幻的百花楼、清凉的避暑堂，还有清隐轩、八角井、大石磨、竹林寺等景致，以及碧波荡漾的东海子（现衡水湖）。正如明代诗人曹安在《冀州八咏》赋诗曰：“春水桃花锦浪生，夜来一雨晓来晴。画船如屋闲游处，泛泛只疑天上行。”“洞门无锁白云封，当日霞裳月下容。行子闲来坐苔石，欲从何处觅仙踪。”信都书院坐落其中，环境的美丽塑造了学生恬静的心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此，信都书院名声在外。

据清乾隆《冀州志》记载，清代，对信都书院进行了多次修缮，具体如下：

清雍正九年（1731年），知州乔焞增修讲堂前后12间。

清乾隆五年（1740年），知州杨芊（湖北钟祥县人，岁贡出身），在魏定国所建书院基础上，与州人张尔公、方齐贤、陈景鲁、曹秉彝等，再建信都书院。醵（ju）金增修大门1座，讲堂3间，前正房4间，后正房4间，东、西厢房6间，后土房3间，东西土厢房9间，置学田两顷。同年，生员刘尔堪捐地5亩（0.33公顷）。

经乾隆与嘉庆两个时期二十多年的修缮与扩建，至道光时期，信都书院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

清咸丰元年（1851年），知州葛之镛创筹经费钱3000缗（穿钱用的绳子，一般每缗一千文）、捐置书籍数千卷。

清光绪二年（1876年），知州陈庆滋增筹钱1500缗。

清光绪七年，知州李秉衡增筹钱750缗。

清光绪八年，知州吴汝纶筹银12950两、钱19230缗，置地920亩（61.3公顷），延名师，备膏火。

书院管理

信都书院为当时科举取士服务，因此，书院的山长（院长，也称主持人）由本地士绅推荐有学识、有声望之士绅，呈知州聘请、充任。清光绪八年（1882年）后，著名学者、教育家吴汝纶担任冀州知州后，苦心经营信都书院，对包括书院在内的教育革新有重大贡献。先后聘请新城王树枏、武强贺涛等知名大儒相继为书院山长。

信都书院的教职员，则由山长延聘选用。教职员待遇不同，山长有时年俸可达120两白银（又一说400两），主讲相对较低，监院为在读诸生，给予一定薪水，按四季分支。董事由士绅轮流担任，不拿薪金，但有车马费用。

吴汝纶为信都书院建立监院制，即“选其文行优长者，使监院。监各学生出入几所业勤惰。”确保办院效果。时任信都书院监院有：以诗词著称的李谐韺、北方撰文有名的赵衡、以“史学大师”著称的胡庭麟等。

信都书院生源来自冀州所属一州五县（冀州、衡水、武邑、枣强、南宫、新河）的有志求学之士。初期多为庠生，后，贺涛以文取士，遂条件放宽。学制一般为三年。每月初一、十五，讲师登台讲书，逢一、三、六、八出题作文章。每月考试至少三次，多则五、六次，成绩好的分一、二、三等奖，奖金名为“膏火”，相似于今天的奖学金。有些寒士可以凭“膏火”维持生活。

信都书院初期奉行宋朝朱熹理论，习作八股，以应科考。师长聚众授徒讲学，采取师生互动的教学方式，融国文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注重学生的道德涵养和道德伦理方面的培植。这些学子在讲师指导下谈经论道、著书立说，发挥各自才学。

康乾时期，除理学思想外，信都书院的教学内容一般是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诗赋、制艺（八股文，为科举考试而设）等。“制艺时文”演练和教学比重逐渐加强。在寻求科举与功名的历史推动下，书院失去其初盛期的自由探讨学问、阐发思想的积极一面，几乎成为考取进士的赛场。

到了道光后期，从学术文化的总体上来看，虽然其创新性及独特性不强，但论综合或集大成的气象则蔚为古代封建王朝之翘楚。冀州之地呈现了义理学派、考古学派、桐城学派以及颜李（颜元和李塨）学派等流派纷呈的兴盛局面。信都书院留下了一些学派名家的身影和足迹，无论是“桐城派”，还是“颜李学派”都有优秀的学术代表人物在此活动，这些优秀的师资为书院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书院树立了良好的学术风气，为培养优秀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颜李学派创始人之一李塨也曾在信都书院讲学。李塨（1659—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保定蠡县人。其一生从事讲学和著述，23岁开设私馆，晚年在博野修建习斋祠堂，讲学其中，发扬颜元之学，重实用实行，从学者甚多。《李恕谷年谱》载：“清雍正七年（1730年）冀州赵本忠执贽李恕谷。李恕谷曾游历河北南部从事讲学……”文中所述“河北南部”即有信都书院，由此可见以“实学”为标榜的“颜李之学”信都书院的影响着实不小。

信都书院曾有一段时间开设有法文及物理课，开领本地及周边地区习外文之先。光绪二十七年间，信都书院学生张宝琛与贺涛子贺葆真倡导创立信都书院法文馆，由法国传教士雍居敬传授法文及物理学。学习法文及物理学的学生除倡导创立者外，还有方安墉（兰阶）等共十人。法文馆历时一年有余，因张宝琛的病逝而停办。

信都书院储有丰富而多学科图书，据记载“储藏图书所以供学者阅览，祠享先哲所以兴学者向往，均含有设置环境教育意味。”其藏书有严格的管理章约，书籍管理均有监院司书籍之责，“自建院置书籍以来，吴汝纶是首任管理信都书院图书四年之久的监院。在吴先生赴冀之前的三四十年间，书院书籍无人专责，第以荐绅领之，人不时来，初无常主。”同治年间，又惨遭骚忧，书籍亡佚十之三四，所剩者，也残缺不全。后来吴汝纶阐明书籍的重要性，“复筹若干卷，置监院二人，以典其事”。后由刘步瀛、王玉山、胡庭麟管理书籍。从此以后，为避免书籍遗失或损坏，书院制定了严格的图书管理制度，其约法三章中有条目曰：“书院之书，不许外人称贷；其读书院中者，欲读某书取某书，读某书以书易书；监院为簿记，其出纳时日；书有佚失或污损，某人读书之时责某人，否则监院任责；夏之时，勿为阴雨渗漏；秋则曝之；岁终一编次，有更代交必明。”

吴汝纶置书若干卷，与旧书合计若干，和书院诸生登记造册，从而避免了重蹈书籍缺亡覆辙之虑。由于建有一套科学的藏书、读书、用书之法，师生可以博览群书，为教学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经费是书院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书院一切教学活动和日常事务的依托和保障。信都书院的经费主要来源有三条渠道，一是官绅名流、巨商富贾、民众捐资等。如：陈体贵，为倡办书院“助以千金，州守上闻，赏同知衔”。二是购买、捐赠土地，置办学田。如：清乾隆五年（1740年），冀州知州魏定国置田二顷于信都书院。光绪八年（1882年），知州吴汝纶置地920亩于信都书院。古代，大多数书院都以学田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书院通过置办学田收取地租的方式获取经费，成为书院经费收入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几年前，在开通冀州旧城区东南、新城区北滨湖大道时，曾挖掘出“信都书院地”界碑一通，它不仅是一块书院土地的地界标志，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信都书院教条与学则，系采用白鹿洞书院所订。《朱子白鹿洞教条》原文摘要如下：

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信都书院在管理方面，对经费来源、保管、开支、山长、主讲等选聘办法和待遇、生徒录取数额和办法、官课和斋课日期、试卷拟定及考试日期、膏火奖励办法、院舍修缮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周边地区书院也纷纷学习、借鉴信都书院规章，如故城历亭书院就采用了信都书院条规。

书院成果

信都书院因有名师指导，并建立监院制度，又有充足的办学条件作为支撑，史称：“萃一州五县高材弟子”。入学信都书院，经过严格的管理与培养，学生学习成绩优良，成才者辈出。据民国《冀县志》载：“连岁登甲乙榜首者数十人，而州人赵衡、李谐韺等，尤以古文词斐声于世，信都书院声名鹊起，风闻乡邑，论者为书院人才最为一时之盛。”如：信都书院毕业的学生赵衡，其文章当时在全国有名，曾有“南马、北赵”之说（“南马”为江南马其昶，“北赵”即直隶冀州赵衡。）赵衡著有《序异斋文集》，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信都书院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人才，这里仅列举几位兴教精英和优秀毕业生。

著名方志编纂学家—王树枏

王树枏，字晋卿，号陶庐，新城县（今高碑店）人。同治五年（1866年）中秀才，同治十年（1871年）选拔贡，后读书莲池书院。同治十三年被聘为《畿辅通志》修纂，光绪二年（1876年）在保定乡试中举，光绪八年为信都书院主讲，光绪十二年丙戊科进士，派工部任主事，光绪三十三年调任新疆布政使。善诗文，其书法行书风格凝重、潇洒清致。著述十几部，330余卷。热心于修纂地方志，除总纂《新疆图志》外，修纂《奉天通志》260卷、《冀县志》20卷。撰《陶庐文集》12卷、《外编》1卷、《笺牍》4卷、《文莫室诗集》8卷、杂著四十余种。撰有《希腊春秋》八卷、《欧洲列国战争本末》32卷、《欧洲族类源流略》5卷等。

史学大师—胡庭麟

胡庭麟（1866—1920年），字子振，今冀州区冀州镇伏家庄村人，祖籍顺天府（北京）密云县，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近代书法家胡宗照之父。方志学家傅振伦称其为“史学大师”。

胡庭麟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祖父文魁，终生事教；父胡蓥，自幼酷爱读书，考取贡生、候选训导，在义学任塾师。

胡庭麟“聪敏嗜学”。1929年6月出版的《冀县志》，刊有方志学家王树枏为其撰写的《胡君子振墓表》和《胡君子振墓志铭》。其中写道，他“不满十龄”时，所写文章就很出色，当时的许多秀才也达不到他的水平，与冀州书院诸生“鏖艺角文”、上下颉颃（不相上下）。他“年十六”时，“以童子”“应州试院试”，考为第一名，中秀才，后被补为博士弟子。“冀州牧吴挚甫（汝纶）叹为‘异才’，招之署中”，授诗文义法。

当时学人普遍认为，冀州学士，首推赵衡，次则胡庭麟。史书载，胡庭麟“经览古今政治、典章，究其治乱兴亡之故。而于泰西诸儒学术治术，亦皆洞悉其源流、得失。”他善书法，年老犹写蝇头小楷，还能治印。

胡庭麟曾任冀州信都书院监院，在信都书院教书，后在京师当教师4年。

1920年，胡庭麟受聘在北京宣武门外畿辅先贤祠内与王树枏等编撰《冀县志》。仅用1年时间，就合撰成《冀县志》20卷。

方志专家傅振伦在所著《中国方志学》中评道：《冀县志》编年以提其要，分类列事，以贯串一邑史事。而以征引的文献附其后。注中夹注，数卷连绵。“其博而要，是方志中之独树一帜者。”

胡庭麟在完成修志不到1年的时间，就病逝于故里家中。年仅54岁。

胡庭麟还著有《涵吾一室诗集》和《三国志年谱》。

办学精英—李谐韺

李谐韺（1856—1914年），字备六，今冀州区小寨乡东王家庄人。举人，河北名儒，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青年时就读于信都书院，师从新城王树枏、武强贺涛。吴汝纶知冀州时，拟从肄业诸生中“选品端学方者二人，监察学生作业及出入”，称之为“监院”，李谐韺与赵衡被选中，帮助主讲教师处理学生学习作业，兼管学生事务，让老师腾出主讲时间，使其能专心致力于教学。李谐韺性格敦诚，品行端正，工作认真，态度和蔼，得到书院同学的赞许。所以凡出自信都书院之学生，一提备六、湘帆（赵衡），无不满口赞许。

李谐韺在书院学习期间，大部分学生都致力于攻读文学，他遂不忘攻文，专精于诗，成为当时冀州作诗名家。贺涛曾携其诗入京都，众名家连连赞许，从无修改。《狂风》为其代表作，其痛恨帝国主义侵略者之义愤跃然纸上。

李谐韺为文切实晓畅，法西汉刘向，与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文章相近。其诗则一味摩拟韩愈，“硬语盘空，妥贴有力”，质朴自然，韵味无穷。故冀州民间流传着“赵（衡）文李（谐韺）诗”之说。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李谐韺赴开封考场，八月乡试得中甲午科举人。此后，主讲冀州翘材书院。一州五县俊才之士，纷纷来院就学，当时各县学界名流，也不断来院与李谐韺切磋学问。原在信都书院之旧时同学，往来更为频繁。他的同学和挚友，在其影响下，大部分成为废科举兴学堂、改私塾建公学的骨干力量。光绪二十六年，李谐韺东渡日本学习教育。光绪三十一年，在直隶优级师范学堂担任监学（即训育主任）并兼教国文课。李谐韺教育学生都是以身作则，正面教育，教国文课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其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学生的崇敬。当时保定两师范的学生，来自河北各地，结业后返回地方多从事教育工作，兼有从事于军政者。李谐韺之声望，随即誉满畿辅。冀县师范讲习所长薛子元、高小校长胡宗照均毕业于直隶优级师范学堂，都是李谐韺的学生。

李谐韺自保定回冀后担任劝学所劝学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回老家东王家庄村，建立公学，使学生有了读书之处。宣统元年（1909年）又设立高小，拆掉村西大庙以解决学舍，卖掉庙地八亩作基建资金，并按学生家庭生活情况分三等交纳学费（贫穷者不交），以补经费不足。这一套拆庙宇做校舍、卖庙地搞基地，学生交学费补助经费等办法，得以在一州五县推广。宣统二年升任劝学总董，身居教育中枢担任领导职务，更是大展其才。带领十余名劝学员分片负责，广泛宣传，解决学舍、经费、教员等具体问题，大力扩展公立学堂，并亲抓创校典型经验示范。为了更快建起公立学堂，李谐韺走访过去的同学故交，如黄瓦窑之黄春圃、东韩庄之韩楣新等，在这些德高望重的学界名流的协助下，公立学堂很快发展起来，至民国三年（1914年），已初具规模，为以后的小学继续推广发展，打下了强固的基础。

1914年，李谐韺因病去世，享年58岁。

李谐韺兴办教育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其家人，1925年，在李谐韺儿媳郭永芳倡议下，由本村丁怀西主持，在校后盖起了南、北、西屋各3间，增设了初级女子小学校。1933年，又增设高级女子小学班。李谐韺一家为冀州教育事业所做贡献，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树起了不朽的丰碑。

冀州最后一位进士—王玉山

王玉山（1854—1924年），字舍章，今冀州区冀州镇二铺村人。光绪七年，王玉山被时任冀州知州吴汝纶看重，选入信都书院就读。光绪十一年（1881年）乡试中举，翌年，考中进士。

最初，王玉山赴任河南发审局审理案件，由于办案干练，审理速当，被同僚惊为老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起，先后任河南光山、鄢陵、镇平、封丘、延津知县。王玉山秉性刚直，为官清正，不论在何处为官，都倡导教化。慈惠爱民是他的理政之道，并主张以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下属官吏和审理案件，以明辨是非，根据事实而断，反对用严刑求供造成冤案。王玉山不畏豪强，秉公持正，案无宿留，百姓称为神九君。主政封丘时，带头拿出自己俸银，发动商贾富户捐资办学，并聘请名师主讲和亲自到学堂讲课，致使民风大变，陋习敛迹。署理延津时，正值光绪为推行新政而编新军，地方官吏和豪绅相互勾结，假借编新军之名，加税增捐，豪夺于民，王玉山拍案怒斥，严查厉禁，以县衙余金调充编新军的费用，严令不得扰民，故奉调鄢陵任时，延津百姓哭泣跪留，争道阻行。后受命查陈州命案，因事涉陈州知州刘国宝，面对顶头上司，王玉山不畏权势秉公而断。后来，刘国宝调任开封，对王玉山挟嫌报复，王玉山愤而辞官回到冀州，施教儿孙报国为民，终老故里。

王玉山书法造诣很深，其书法笔触干练苍劲、气韵生动、设色淡雅，自成一格。晚年创蝶体字，留世作品不多，被视为珍品。他喜好收藏，常常为收藏同道作品吃糠咽菜。对他来说，同道的书法、绘画作品似乎堪比美味佳肴。与刘锡龄同朝为官时，保存了多幅墨宝，其蝶体书法被世人给予很高评价。

信都书院还有很多优秀学生，如：于邦华，清末立宪派代表人物。司熙昶（1880—1884年），字旭东，堤里王村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拔贡，曾创办堤里王学堂。枣强县籍的步其诰曾任东光县知县，著有诗集上下册。

在信都书院施展才华、留下足迹的一批批历史人物，有的是治世能臣，更多的是身负学问与道德传统的知识分子。重文兴学是他们任内的重要施政方略，既是社会发展所需，也彰显着他们的自身风骨与性情操守，所以信都书院曾经的昌盛也就不足为怪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朝廷下诏：“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信都书院改为冀州中学堂。

信都书院从创建到停办，历时300多年。伴随信都书院而生的还有城池内的文庙、文昌祠，洪武年间的尊经堂、杏坛等。此后陆续又修建了明伦堂、灵星门、训导宅、进士碑、玉带街、凿拌池、学道街等建筑。儒学理念在冀州古城得到充分体现与提升。

信都书院是蕴藏在古冀州街巷里能被感知却又无从触摸和说起的味道。旧时书院士子们的风华和南北学子们的乡音，今天，早已成为看不见的文化基因了。一座书院浸润一座古城，虽它无力与时间抗争，但信都书院精神不老，文脉延续向前。

作者：李润地 陈振胜  编辑：贾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