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浏览“百度”，突然看到一个帖子，内容是河北大学新闻系师生征集和捐赠谢国捷教授的藏书与手稿。


据文中介绍，谢国捷教授系家学渊源深厚的安阳谢氏之后，毕业于辅仁大学哲学系，曾任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新闻专业筹备组组长和新闻教研室首任主任。页面上还载有谢教授的手稿和一幅照片。照片上，他的面容平和慈祥，眼晴睿智有神，但腮帮稍微塌瘪，嘴也紧紧撇着，似乎缺着几颗牙齿。五十年前有缘结识谢教授时，第一印象就是他脱落了一颗门牙，不知为何也没镶好。


我没上过大学，却配合河大中文系搞过一次“开门办学”。其唯一的带队人就是谢国捷教授。


谢教授带二十多名学生来饶阳县的五公和邹村，搜集写作一本和谚语有关的小书。县委宣传部非常重视此事，就派我到那里“全程配合”。


谢老师平易而谨慎，客气而谦恭。他把学生分为两组，由他和我各带一组。至于谁去哪村，他坚持要我选择，我自然要请他敲定，他却连连说：“你是领导，你是领导。”说得我很不好意思。介绍他和五公村干部接洽时，见到了村党支部书记杨同，我平日习惯以“老杨”呼之，谢教授握手时却一口一个“杨书记”，那语气就像面对相当级别的领导。


当时知识分子被贬为“老九”，风行的电影《决裂》竟把大学教授抹黑成只懂“马尾巴功能”的反面典型。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中，谢教授的谨小慎微是可以理解的。


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任务，所以在确定题目时，谢教授几乎每篇都征求我的意见，譬如批驳“人的命天注定”，题目就叫《敢教日月换新天》，批“娘们当家瞎胡闹”的文章，题目就叫《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等。虽然那些文章我都忘记了，但谢教授给学生们逐篇讲解分派任务的认真态度还是如在眼前。


那些学生虽是在批判“师道尊严”的气氛中入学的，但对谢教授却非常尊重，对承担的写作任务也能认真对待，但因文字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很多上交的稿子都不能令他满意。但他对学生总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即使指出非常明确而简单的错误，也是用商量探讨的口气，从没声色俱厉地批评过哪一个人。有时看学生实在改不好，他就干脆另起炉灶推倒重来。他那时每天晚上都对那些半生不熟的稿子推敲删改，把一页页稿纸涂得红蓝交织，面目全非。


谢教授一直没给我分配写文章的任务。有次我主动给他抄了两份文稿，见他稍有闲暇，就冒昧地问：“你看现在的学生比文革前招生的怎么样？”他愣愣地盯我几秒钟，很认真地说：“质量高，主要是觉悟高。”然后逐个向我介绍学员情况，说这些学生有村党支部书记，有车间主任，有劳动模范等等。他似是坦诚地说着赞扬之语，但好像也有些言不由衷。那时的学生不经考试，都是推荐保送的。我想他作为大学教授，自然应是“近水楼台”，就随便问了一句：“你的孩子都上了大学吧？”不料他却突然黑了脸，神色黯然地说有个女儿正在插队下乡，又在农村结了婚。谈到此事，老人深叹一口长气说：“现在怀了孕，要生小孩了。”然后就是一阵沉默。我自知无意中触到了他心中的隐痛。天天看着这些生龙活虎意气风发的学生，他肯定也无时不在牵挂着那远在农村无缘上学的孩子吧。


谢教授在交谈中得知我喜欢文学，总是热情予以鼓励，并以浩然为例，说只要勤学苦练就会有所收获。当时全国文艺萧条，只有“一个作家八个戏”，宣传浩然自然不会触犯时忌。他说浩然只上过小学，经多年坚持才写出《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之前还出过十来本短篇小说。那次活动结束后，他还给我寄来一套关于浩然的研究资料和一本《杏花雨》，可惜后来丢失了。


那本小书完稿后，河北人民出版社频频催稿。谢教授说尚缺一篇序言，于是有学生建议请全国劳模耿长锁作序。那时来五公的记者、作家挺多，也不时有人想借助老耿名义写文章。但谢教授经反复考虑后说：“这样的东西要经老耿同意才能代笔，时间紧张就不麻烦老劳模了。我看涉及两个村的内容，最好以饶阳县委或宣传部的名义作序就可以。”然后对我说：“序言的起草就劳你大驾吧。”


那本由宣传部名义作序的小书出版后，谢教授曾寄来一些，我也把一本小书存放多年，后来送给一个喜欢收藏的年轻人。


年华逝水，世事变迁，五十载光阴弹指一挥。政治云霓的浮光掠影淡去之后，久留心底的只有人性的润泽和知识的积淀。那本小书虽然难以留传，但参与此事却使我对谢教授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可惜帮他誊抄文稿时未留下其珍贵的手迹，否则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捐送出去的。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