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初记》是文学大师孙犁的代表作,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坛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今年夏天,我有幸见到孙犁研究专家冉淮舟老师,听他介绍了《风云初记》的出版过程,也了解到他与该书毕生的深厚渊源。


冉老师青少年时期即非常喜欢孙犁的作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保定上中学,时逢《风云初记》在《天津日报》连载。那张报学校仅有一份,但每天都定时展于报栏,围观的师生总是争先恐后围上好几层抢着看。冉老师说他总是天天站在阅报栏前最积极的一个,有时人多连标题都看不清也不愿离去。直到现在,很多精彩段落和章句他都能背诵如流。


《风云初记》见报后全国好评如潮,人民文学出版社立即出了一、二集的单行本和两集合订本。第三集写于1953年5月至1954年5月,《天津日报》连发十节,《人民文学》和《新港》杂志也各发五节。但尚有十节未及刊出之时,时任中宣部和文联领导的周扬却对此书提出严厉批评。他在那年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中说:“孙犁在《风云初记》第一部中生动地描绘了抗日战争爆发,冀中平原儿女奋起抗日的真实图画,但当读者正盼望在第二部第三部看到冀中人民如何英勇地坚持斗争和开辟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时侯,作者却把我们带到离开斗争漩涡的中心而流连在多少有些情致缠绵的生活气氛里,这就使第二部中的描写成为软弱无力了。”因周扬所处地位和这种武断的批评,《风云初记》第三集的未发章节不能继续发出,第三集的单行本也被扼杀,自然更谈不上出版一至三集的合本了。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国家文艺政策得到调整,紧张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新港》编辑部又委派时任编辑的冉淮舟向孙犁约稿,孙犁答应将“初记”的五节未发稿交给《新港》,于1962年的四、五两月刊出,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于是编辑部决定重新连载第三集的全部章节,把过去发过的也重发一遍。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联系出版第三集单行本和三集的合本。于是,受孙犁委托,冉老师搜集到第三集的全部手稿和剪报,仔细校对后送孙犁审阅,并请孙犁补写一段全书的结尾。孙犁写出结尾后高兴地给冉淮舟写信说:“今日已把《风云》三集之结尾写好,尚觉满意。如此,则此集已大致就绪矣。你的功劳居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照《新港》的发稿排出《风云初记》的清样,然后商定请冉老师协助孙犁校对。考虑到孙犁的身体原因,出版社把两人请到环境幽雅的颐和园松云巢,采取由冉老师逐句念读孙犁审听的办法。据他回忆:“这样仅进行了一天,孙犁同志觉得头有些不适,我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接着自己校了几天,才把全书校完。”这样,到1963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出了《风云初记》全本,同年又出第三集的单行本。孙犁先生对此事感念不已,在送冉老师的赠书扉页上,认真题了这样情深意切的话:“淮舟同志存念并志,谢你为此书出版所做的长时间的令人感动的努力。”


作为编辑,冉老师是尽职尽责殚精竭虑的,作为朋友,冉老师更是古道热肠,真诚仗义。他说自己虽平时总是直呼“孙犁同志”,但心中始终把孙犁视为文学前辈和为人楷模。无论新中国成立之初孙犁被批“小资情调”的情况下,还是“文革”时期孙犁被打成黑帮的境遇中,他总是怀着一份正直和热情,甘冒风险,患难相扶,为孙犁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和服务。“文革”后期,孙犁被查抄的书籍陆续归还,于是爱书如命的孙犁开始仔细整理、修补和包装。他不仅每册包装书皮,还在书皮上写下大量的“书衣文”。按大师自己所言,这些文字“实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真实保存了自己数年间之心情行迹”。这些写于文革期间的书衣文,绝大多数都是题于古旧书籍,而为自己书籍题文的只有一部,那就是冉老师遵嘱送去的《风云初记》。大师的书衣文多是偶有所感信手题记,内容形式皆极自由而无定规。但多数都精短简练,篇幅不长,有的只有几十甚至十几个字。但题在《风云初记》上的短文竟有四百来字,几乎是书衣文中最长的文字。现全部抄录如下: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下午,淮舟持此书来。展读之下,如于隔世,再见故人。此情此景,甚难言矣。著作飘散,如失手足,余曾请淮舟代觅一册,彼竟以自存者回赠,书页题字,宛如晨星。余于所为小说,向不甚重视珍惜。然念进入晚境,亦拟稍作收拾,慰藉暮年。所有底本,今全不知去向,出版社再版,亦苦无依据,文字之劫,可谓浩矣。尚不如古旧书籍,能如春燕返回桂梁也。”


“当时批判者持去,并不检阅内容,只于大会发言时,宣布书名,即告有罪。且重字数,字数多者罪愈重。以其字多则钱多,钱多则为资产阶级。以此激起群众之‘义愤’,作为‘阶级斗争’之手段。尚何言哉。随后即不知抛掷于何所。今落实政策,亦无明确规定,盖将石沉大海矣。”


“呜呼!人琴两亡,今之习见,余斤斤于斯,亦迂愚之甚者矣。收之箱底,愿人我均遗忘之。”


文革期间,孙犁先生屡遭迫害,九死一生,在“转身防有鬼伺,投足常被蛇伤”的情况下,一如既往地信赖和依靠冉淮舟。而冉老师也能够不避危难,不负重托,给深陷困境中的孙犁带来难得的温暖和慰藉。“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一贫一贱,交情乃见。”大师在非常时期写下的这些文字,从未想到发表示人,却把两人的关系记述得如此动情,发人深思。


动笔写此小文之前,我用电话向冉老师简要汇报一下所写内容,他却一再强调说:“能协助孙犁同志做些服务工作,那是我一生的幸运。我是抱着虔诚取经之心在做那些事,他的为文之法和为人之道永远值得我学习。”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