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都在笔战，论敌无数，先是和以梅光迪、吴宓、胡先啸为首的“学衡派“打笔仗，后又和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论战，和顾颉刚的论争不仅是学术上的分歧更有人性上的对立，骂“桐城派“和骈文派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骂施蛰存是洋场恶少，骂杨邨人是革命小贩，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骂杨荫榆是寡妇主义，骂创造社是才子加流氓……他有杂文集十六本，大都是骂人的。


鉴于此，以及他那冷峻的面孔，我一度认为鲁迅先生太刻薄，无容人之量。最近读他的《呐喊》集自序，方明白他这样“一个都不宽容”的由衷，他是在爱这个国家，而怒其不争。


因了庸医使他父亲英年早逝，使他们家从小康之家跌落，也就是因病致贫，他是立志学医的，可一件事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做出了另一种选择。这就是他在日本求学时，学校放映的日俄战争纪录片里，看到中国无辜的老百姓被日本兵吊打砍头，围观的国人非但不同情，不救援，不反抗，还毫无良心地麻木不仁地为日本鬼子叫好喝采。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由此想到，这样愚昧的国民，给他治好病，让他强壮起来有什么用呢？无非是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改变国民的素质和精神，比为他们治病强身更有意义，更为重要；而改变素质思想精神，那就是提倡新文化运动。于是他放弃学医，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心灵的新战场。


他认为，国民的劣根性是封建的残酷统治和腐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尊女卑的礼法文化造成的，他义无反顾地向之发起了冲锋，写出了《狂人日记》《祥林嫂》《孔乙己》《阿Q正传》《彷徨》《呐喊》等系列小说，展示了各种被扭曲的灵魂形象，鞭辟入里地揭露批判了封建文化的危害邪恶，唤醒人们不要再做奴隶，自立自强。他的这些文学作品，如震聋发聩的惊雷，在那万马齐喑的意识形态领域，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奠定了他作为文化主将的地位，受到各界的敬重。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各种思潮也相伴而生，鱼龙混杂，其中不乏谬误乃至倒退反动的言论，而且多是一些名流、权威所为。鲁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不能容忍这些邪理歪说把中国误导到黑暗中去，他毫无畏惧地向那些所谓大腕、教授宣战，而且一个错误观点也不放过，所以树敌甚多，终其一生都在战斗。


既使是朋友，是战友，他也当仁不让。比如章士钊是当时教育部部长兼司法部部长，是鲁迅的顶头上司，当时鲁迅是教育部的职员，因章不能正确对待北京女校的学潮，鲁迅不仅和他笔战，还打起了官司，最终让章下了台，威名扫地。林语堂和鲁迅一度交往甚密，可他不赞同鲁迅这种彻底的战斗精神，劝鲁迅要宽容，并写小品文提倡体育比赛中的包容和谐，意在讽刺鲁迅的较真，鲁迅马上就和他翻了脸，写了著名的《论费厄泼赖精神应该缓行》，予以猛烈的反击。胡适和鲁迅在对“学衡派”的口诛笔伐时，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且私谊上也颇有交往，但胡适后来认为“革命成功”停止了战斗，转向教学，且大肆提倡“整理国故”，要青年们搞学术，不再关心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鲁迅发生了分歧，鲁迅同样没有含糊，有机会就把胡适数落一番。如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中就说，抬出祖宗来说法（指整理国故），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的活学问和新艺术，要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世与世界隔绝了。这些话，直接击中了胡适的要害。


激清扬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这就是鲁迅骂人、战斗的原因。他不是为个人而战，而是为了民族，为了人的尊严，为了民主自由公平正义。诚如他在《自题小像》的诗中所讲：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查

我以我血荐轩辕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赞严子陵的这句话，用在鲁迅先生身上，也是再恰当不过的。


作者：桃源里人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