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手机里翻看到一段汪曾祺先生生前接受采访的珍贵视频。他坐在书房里，手上夹着纸烟，谈到家乡的高邮湖，娓娓道来，不急不徐。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的声音，干净，无邪。细细品味，乡音中浸透着一丝发自内心的、脱不掉的孩子气（听韩美林说话亦有如此感觉）。即使没有《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佳作，这样任真可爱的老人，一点儿也不会招人厌烦。这是我当时最为强烈的感受。

最近在电梯里偶遇一位住在八楼的邻居，眼睛、嘴巴、神态包括额头的形状都与晚年的汪曾祺先生神似度极高，举止间亦有几分江南人的精致。我注意到他的牙齿，应该也是一位资深烟民。不晓得这位邻居会不会烧得一手家常小菜？我很想与他结识，可又担心他说话的声音会破坏我的美好想象。于是我一反常态，从未主动与之攀谈。失敬之处，还望他能谅解。

二

汪曾祺中年之后饱受忧患，尝尽世间冷暖，他是最有理由高筑城府的那个人。

1958年补划“右派”，汪曾祺在劫难逃。据史料可查，其“罪证”竟是他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其中有一句最为领导所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结尾处，他竟如此飘逸地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没有人在意他的痛苦，更无人读懂他天真的誓言。于是他被补发一顶“右派”帽子，发配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惋惜的是，今天我们已无法看到他亲笔绘制的马铃薯图谱，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记述文章中窥测到他幽微的心曲，从《葡萄月令》的字里行间发见他醉心于自然、忘情于苦难的热爱生活的本领。这本领不是故意的、做作的，而是他融进血液、深入骨髓的。

汪曾祺先生从张家口调回到北京京剧院写剧本，一来二去跟余叔岩、郝寿臣等多位名角成了朋友。他曾在文章中写到一段花絮——郝寿臣拿着别人帮他写的讲话稿上台，念着念着禁不住大赞：“他说的真对啊！”惹得台下听众大笑。文章中汪曾祺称赞郝“己不居功，古道可风”，可他却没有写明，那篇讲话稿的撰写人正是自己（多年之后汪朗在《汪曾祺回忆录》序中才有披露）。可巧己不居功的二位长者仙逝之后，墓地相距不远，泉下相见一定会趣事重提。

三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愈到后来愈发的洒脱，老辣，淋漓笔墨中透出的那份任真，令人忍俊不禁。

《夏天》中有一段专门写到栀子花。“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我相信，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汪曾祺先生已经化身为栀子花。这语气，这词句，或许也为诸多自以为是的文雅之人所不取吧。我仿佛又听见汪老先生躲在书房一角说：“我就是我，我就要这样写，管你喜欢不喜欢，去你妈的！”

四

林斤澜是汪曾祺先生生活中的挚友，写作上的知音。因为经常接到汪迷打来讨要汪家电话号码的电话，终于忍不住问对方：“你从哪里知道我家的电话？”对方毫不掩饰地回答：“是汪老师给的。”

这就令人费解了。既然汪都能告知朋友的电话，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家的号码直接给对方呢？林一个电话打过去追问究竟。不料汪理直气壮地说：“我不记得自家的号码！”

“你干吗不记着自己的号码？”

“因为我从不给自己打电话！”

林一想，果然没毛病。遂一笑释然。一问一答，从头至尾，活脱脱两个顽童！

五

汪曾祺先生在一篇纪念老师沈从文的文章里，写到沈先生读书有一个习惯：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题记的内容倒也简单，“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想必这样的题记，汪在西南联大上学时读过不少。可他偏偏对其中一条印象极为深刻。

“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妇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难过呢？”

多少年过去，汪曾祺先生唯独有此一记，可见他被这两句话的触动之深之久。这正是他与沈先生共有的任真之处。我冒昧从师生二人的敏感性情出发，以自己的童心揣测——青春和美在眼前凋落而无力挽回，这足以令沈先生心中黯然神伤。汪先生虽未形诸文字，但他初见时便已共情入心。不然看似极其平常的这句话，他如何能铭记几十年呢？

六

写及汪曾祺先生，我一直有两个小小的遗憾。其一是他与黄永玉先生早年间亲密无间的交谊，可是到了两人晚年互动的文字颇为少见，殊为可惜。如若不然，不难想象二位大师会给这矫饰的文坛奉献多少真性情的奇文妙语。

关于亲疏淡远，孰是孰非，他们既没有互谤互诽，也不必虚与委蛇。此正可作任真观。

时代造成的误解，深如沟壑，岂是三言两语就能释清？若可解释，二位皆是洞明（世事洞明仍不失任真，尤为可贵）之人，自当无需一言。二人犹如两颗恒星，并峙银河两岸，不靠近不疏远。还好，他们各自有光，在中国当代文学大系里，彼此辉映，亦不增损对方的光芒。

近年来，多有学者写至二人友情的迁变之处笔法皮里阳秋，讳莫如深。这无疑会给读者造成若干不切实际的揣测。在我看来，其实大可不必！朋友之名，不外乎同门同志之称，一俟同行，或停或转，都不妨碍仍旧作一个可剖肝胆的人。

遗憾之二，汪曾祺写有几十万字的过关材料（可留做一介文人裹卷入时代风浪的历史见证），这得耗费他多少创作精力啊！愤懑之余，他画挺直的菊梗，画黑袈裟罗汉，画浅浅的酒盅。酒盅只有一只，他的寂寥无人陪，他的任真无人解。欣慰的是，这份与生俱来的任真终在他文字中葆存下来，永久不会磨灭。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