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新京报插图/孙嘉潞

过渡人：一个开放的“本位”智者

梁启超深深影响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给予他们无数的启发。“五四”一代发展了他“求新求变”的一端，却更彻底，不同意对中国文化的回归，主张“全盘西化”。

不难发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和梁启超的“新民说”一脉相承；就连路径都相似。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前所未有地把小说抬高到了启发民智的作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鲁迅也是要以文艺（文学和美术）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在他自己，也主要是靠小说。

无独有偶，梁启超提出“俗语文学”，胡适提倡白话文、“国语的文学”，主张“整理国故”——这里的“国故”，对于胡适来说，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小说。胡适把白话小说提到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是在梁启超二十年前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不过梁启超把小说提到了救国救民的高度，未免拔高，胡适则还小说本来文学的价值，使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梁启超的“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只有五回，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新文学”取得了丰富的实绩和成就。

百年来，求新、“西化”、“现代化”始终是主旋律，而梁启超最后所服膺回归的中国传统则一向式微（只要看孔子自“五四”到今的命运便知）。这无可厚非，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不是“现代”得太多，而是根本没有完成、远远不够；这时提倡的“中国传统”、“国学”，很容易寄托“专制王权”的旧梦。

但我们依然是“过渡人物”。新的无以立，旧的已破坏。你看今天人们所有的论争，从离婚到科研经费，都说明我们是如何的莫衷一是、无所依傍。道德、行为准则层面的莫衷一是、无所依傍犹可，最难和不幸的是精神、心灵层面的无所依傍——我们的人生应该如何度过，何为幸福？当我们遭遇困厄的时候、孤独彷徨的时候、疑惑虚无的时候，上哪里去找对话的资源，找到可以安慰我们、使我们服膺的力量？正是在后者的层面上，今天我们更需要我们的传统，更需要和梁启超们对话。

可我们深受“五四”思维的影响。鲁迅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胡适说，我们要承认百样不如人，只有“全盘西化”；鲁迅还说，“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境地里去”——在他们的语境中，有个“黑暗”和“光明”的二分，中国的、传统的是黑暗的、西方的、现代的是光明的。如今，我们不好意思说正在读《论语》、《德育鉴》、《山海经》，自然而然地羞于向传统去寻找资源；我们习惯启蒙、反抗、革命，不习惯讲自身内在的修为；我们倾向认为天下不治，所以个人还不够好，梁启超们则认为，因为自己的人格境界还不够高，所以戊戌变法才不成。

“五四”诸君们说，要“少读，竟或不读中国书”，甚至废除汉字，减少我们身上中国文化的基因，改造我们的国民性；梁启超则示范我们，做一个开放的中国人，发扬我族文化的光荣，对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做点我们的贡献。

梁启超和他的孩子们（其中右手牵着的、睁着大眼睛的小男孩便是梁思成），这张照片约摄于1905年的东京，上面写着“新民丛报时代任公与顺成永三儿”。

为人父：并综新旧的平衡智慧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要读梁启超，是因为面临着相同的文化问题——传统和现代，中与西。在全球化之下，这个问题于今更为迫切。“中西文化”并非只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用来做论文的；“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我们身边随时发生、随处可见。

举个例子，众所周知，西方重“个人主义”（individulism），我们则是家庭本位（family-orientied）的。那我们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是只用考虑自己的感情，还是要考虑家庭的利益？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到底如何划分边界？等他们老到不能自理，是要搬到一起住还是送他们去养老院？丈夫表弟孩子的百日酒要不要去喝，送礼物还是红包……

这些问题梁启超、胡适们就遇到了。

据杨步伟《杂记赵家》中说，那时他们在欧洲的留学生流行离婚，脱离包办婚姻，今天劝这个离婚，明天劝那个离婚。徐志摩向张幼仪提出离婚时，对她说：“你能不能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我徐志摩的太太？”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和“家庭本位”的冲突。

同样的冲突发生在林徽因身上，她留学美国，耳濡目染、部分奉行的是“个人主义”；可当1931年他们定居北京后，家中除了梁、林、一双儿女、林老太太外，还有五六位亲戚常住，1936年她给闺蜜费慰梅写信吐槽道：“当一个‘老爷’娶了一个‘太太’，他们要提供17张床和17套铺盖……”“下次你到北京来，请预订梁氏招待所！”她向来爽直，甚至直接说：“我真羡慕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

梁启超是如何面对新式的、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以婚姻恋爱为例，他自己的婚姻还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到了梁思成婚恋的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并综新旧、兼容中西地想出如下办法：“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这样父母既以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尽了责任，又尊重了子女个人的情感意愿。梁启超不禁自鸣得意：“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

以“民族文化本位”的态度一以贯之，梁启超对于“礼”是维护的，和喊出“打倒孔家店”、“礼教吃人”口号的“五四一代”不同。他认为“礼”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秩序，按“礼”行事，才能名正言顺、使人各安本分、各行其是，“礼”不是幸福的桎梏和障碍，反而是其保障。

平日书信中，梁启超随时督促儿子“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而梁思成作为“一家的冢嗣”，梁启超为他的婚姻费尽了心血，其中随处可见他对于“礼”的重视。极庄重的订婚仪式、十分贵重的聘礼、婚礼必由长姊主持，在“官署”加拿大总领事馆内举行，取其庄严……这位细心的父亲甚至想到“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礼”的庄重繁琐以保证婚姻的庄严稳固，不以性情的变易、感情的起落幻化而仳离，其基础甚至建立在“人格”之上——人格关乎士人最高的学问，乃是安身立命之所，与此相比，一言不合或是一时好恶，简直不值一提。

同时，梁启超谈徐志摩的再婚，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又说“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至于他劝徐志摩不要离婚的那封著名的信，实在是极富智慧。

他不赞同“吃人礼教”，却也不赞同“恋爱神圣”；他不赞同僵化的文学、思想、政体，可也不赞同“全盘西化”；当他夸赞林徽因，说她没有“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的习气”。

梁启超十分喜爱林徽因，他曾在给长女的信中自喜地说：“老夫的眼光不错吧，徽因和思成是我又一次的成功。”在林徽因最脆弱的时刻，他像父亲一样鼓励支持她。

长者智识：处忧患困苦而不改其度

今天我们除了知道康、梁曾发动戊戌变法的史实、了解梁家一门六院士的教育奇迹，怎样读梁启超？

在我看来，最切近的办法莫过于读梁启超的书信。从《论语》开始，中国的文化讲求在具体、特殊的情境下作出不同的反应。梁启超的书信难得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更不用说其中语言的亲切有味了。周质平教授说：“一个‘现任’或‘候补’的父亲，如果想从前人的经验中汲取一些‘为父之道’，与其看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胡适的《我的儿子》，远不如读读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我完全赞同。

梁、林在美留学一年多后，林徽因忽遭丧父之痛。梁启超给梁思成写信道：“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解决她的后顾之忧：“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鼓励她：“他要鼓起勇气，发挥他的天才，完成他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最最可贵的是，以他通达、强健的人生观影响她、教诲她：“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们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他，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业。”

每当我遭遇困境、面临艰难的选择时，我就有意无意地拿出梁启超的书信集，总能找到安慰和支持、智慧的指点和关于如何安身立命的教诲。它们鼓励我磨炼砥砺自己的品性、使自己的人格臻于更高境界，面临选择时才能不迷茫、身处困厄才能不颓堕，而这一切皆是为了导向更好的自己、更幸福的生活和更丰富的人生。

事实上，无论是在梁启超给子女的书信中，还是他由“西化”所回归的中国传统的儒家修身学说，都强调人如何面对困境、患难、挫折，大到面对死亡，小到应付坏心情。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小挫折正是磨炼德性的好机会”。在梁启超看来，如果人格得以锻炼，便会处忧患困苦而不改其度、不改其乐。此种境界下困苦非但不会造成精神上的苦恼，还会使人“在困苦中求快活”；有了这样的境界，人生才会通达快乐，不会受牵制于一时的利害、荣辱、得失，而能专心于自己的事业。

1928年梁、林留学、新婚归来，面临职业的寻觅选择。父亲宽慰他们，“一年半载不得职业也不要紧”。他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害怕他们因一时得不到合适的境遇而“失望沮丧”，他说“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他侵入。”但当梁思成同时得到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聘请时，梁启超却力主他远就东北大学。他说，清华园生活太舒服，容易消磨志气，使人懒于进取，而“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后梁、林在东北大学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

1937年后，在流亡西南的10年岁月中，无论是面对飞机的轰炸、死神的擦肩而过还是窘迫的生活、如影随形的疾病，梁思成总保持着乐观开朗，鼓励着卧床不起的“迷人的病妻”，用灰质化了的脊柱支撑着日益艰难困顿的生活。家中实在无钱可用，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当卖衣服，他还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而就在李庄他们那竹篾抹灰、四面透风、鼠虫遍地的家中，他们开始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写作。1947年受邀去美国讲学时，他已完成了这部英文写就、配有大量精美手绘插图的杰作——如果没有父亲梁启超早年督促提醒他于忧患困顿中磨炼德性意志，很难想象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身穿铁马甲、忍受钻心疼痛，还能够坚持野外调查和绘图写作，而终有所完成。

梁思成一生的幸福和成就离不开他的父亲梁启超——在决定他人生的关键几步中，他父亲那深刻的思想、理性的智慧时时在为他着想。

生命精神：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

在梁启超给子女的信中，除了“人格修养”，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学问事业”。和梁启超同为“清华四导师”的王国维曾说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需经历三种境界，可见学问事业要有所成，经历多少追寻、艰辛，就要经历多少孤独和疑惑、彷徨和虚无。梁启超因为早已身历，所以一点即通，能给出心有灵犀的指点。梁思成向父亲抱怨说，自己终日绘图，怕日后会变画匠，梁启超却写信道：“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

梁启超反复对孩子们说，“求学不可太急”；“庄庄，虽然你的英文不及格，可是不要着急”，和今日之父母真是大异其趣。他这样教育孩子：“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而要“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是“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

梁启超在《读书法讲义》中提到的三个问题，他说是一个人“修养的最要关头，必须通过”，而他在书信中，早已给出了回答。

我很好奇，当人的品性磨炼至较高的境界，生命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梁启超自述：“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他说自己“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

原来在经历磨炼、成为境界高尚之人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被回馈了快乐而不厌倦苦恼、生机勃勃的生活和人生。可能也是在此意义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1926年3月，梁任公因尿血症入协和医院诊治，诊断结果为一侧肾坏死，决定手术切除，而协和医院的刘瑞恒博士却误切了好的一侧肾。术后发现，徐志摩愤慨地主张起诉，并在报上批判此事。梁启超竟决定不抗议，他说：“中国人学西医，能开刀将腰拿出而人不死，已了不得，吾何为抗议哉！”他顾虑当时西医本被大多数人怀疑，若抗议国人更要因噎废食。在如此得失和死生面前，梁启超竟能做到淡然而有几分幽默，足见其人格境界的高超。此后的两年，他不断出入于协和医院，靠一页病肾，他的身体没有康复，却仍著述不止，时刻不忘“对于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1929年1月19日，这位中国思想界的巨子溘然长逝，终年57岁。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