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风云际会的一代儒宗，对我国传统文化气象宏富的样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贡献。这主要体现为：执著于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将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由空想变为现实；援阴阳五行入儒，系统地建构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理论体系；对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作了理论阐释，奠定了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设计了文治政府的蓝图。
　　
一、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历久不衰的思想传统，即对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 秦王朝的严刑峻法、苛酷政治，是对文化中国理想的反动。汉代的改制更化，崇儒术，重文治，则是对文化中国理想的恢复。其间，董仲舒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这主要表现为对儒家王道理想的弘扬，对夷夏之辨文明史观的坚持，以及对天下一家的儒者情怀的阐发。

（一）儒家王道理想的实践者

王道是儒家平治天下的政治理想，与霸道相对。其具体内容，就文教政治等方面的制度和措施而言，是以仁义礼乐治天下;就君主对臣民的态度和胸怀而言，是“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

孔孟都是王道政治的大力倡导者，但真正第一次使儒家王道理想变为政治实践，转化为统治阶级的自觉意识的，是董仲舒。

在对武帝的策问中，董仲舒强调：仁义礼乐是治国的工具，要以教化之道正万民，任德而不任刑，要兴太学以养士，举孝廉以补官。在《春秋繁露》一书中，董仲舒反复论述的中心观点，便是王道政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他两次任地方侯王的国相的政治实践中，都是以仁义治国，尊王道反霸道。特别重要的是，董仲舒从社会制度和伦理规范的建设入手，使通过考试而选拔文人学士充实政府官僚系统的制度得以确立；禁止官吏经商，使官商分途；确立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等等，都是尊王贱霸的具体表现。董仲舒由此开辟了中国古代文治政府的新局面，从而第一次使先秦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由空想变为现实。

（二）夷夏互变的文明史观

重视夷夏之辨，是儒家的思想传统，也是中国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传统。依儒家的眼光，华夏与夷狄有着文明与野蛮的根本区别，有着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的巨大差异。因此，应严格区分夷夏之间的界限，这即是传统的华夷之辨。

董仲舒借《春秋公羊传》阐发自己夷夏互变的文明史观。他认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变的标准，在于你是否符合礼义。晋国不讲礼义，虽属诸夏之国，也“变而为夷狄”；楚国恪守礼义，虽处夷狄之地，却“变而为君子”。夷夏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原因在于，《春秋》之旨是厌恶不任德而任力的人和行为，而喜欢以仁义服人。夷狄与君子之别，关键在于是否行善积德崇义，亦即文化的高下有无。他明确主张，“王者爱及四夷”。这样，董仲舒就通过对传统儒家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意识的弘扬，进一步凸显了夷夏之辨的文化标准及其意义，沟通了夷夏之间在文化心理上的联系。

董仲舒这种夷夏互变的思想，表现于各个方面。比如，他关于春秋242年间诸多大事的评议，关于质文互救互变的思想，关于暴秦速亡和炎汉国政的探讨，都是以儒家王道政治的文化理想为归依的。特别是他为了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而作的一系列创造性工作，更体现了这种夷夏互变的文明史观的思想方向，是其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天下一家的儒者情怀

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视仁爱之心为人生一切活动的基础，并用推己及人之道扩充仁爱之情，贯通人际情感和心理，从而收到天下一家、道一风同的效果。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这一传统，并且从天人感应的理论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天人合德、天下一家的思想方向。董仲舒从“《春秋》大一统”和“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切入，论证天下本是一家，人人应以同胞手足之情相处。董仲舒在对武帝的第三次策问中，极力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主张用儒家思想统一人心，使“民知所从”。在政治上，大一统即统一于君主。他认为，君主是贯通天地人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在董仲舒看来，不仅从“王”字的字形结构可以推导出臣民应统一于君主的结论；而且，根据《春秋》的思想原则，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因此，照董仲舒的逻辑，人人应该遵《春秋》大义以行事，循君主之意以顺天，从而体味人人融洽、万物和美、四海一家的意境。

董仲舒强调，天子“为一国主”，“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这个体，是国家臣民社会体制。心与体之间，有逻辑的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这就好比天地的运行，自有其秩序，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董仲舒的这个心体之喻，从新的角度论证了君臣一体、天人不二的天下一家的观念。

董仲舒所推崇、弘扬的天下一家的儒者情怀，无论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还是对后世儒者的文化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对汉代大一统观念的发展，对生机勃勃的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对统一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观念的形成，对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增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二、继往开来的儒学大师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新儒学，较之先秦孔孟儒学，其所谓“新”，主要在于：第一次援阴阳五行入儒，使二者糅合为一，全面系统地建构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建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奠定了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通过考核，选拔文人学士充实政府机构，规划了文治政府的蓝图。

（一）援阴阳五行入儒的创造性尝试

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是分途发展、各是其说的。孔孟都不以阴阳述学论事。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旨》中，虽然认为阴阳家与儒家都是“务为治者”，但仍确认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已故著名当代史学家刘节先生指出：“两汉的儒家决非春秋战国时的儒家，他们原来是阴阳五行家与儒家的结合体。……集大成的是董仲舒。”

董仲舒利用秦汉之际弥漫于全社会的阴阳五行理论，将其纳入儒家的王道政治理论体系之中，成为儒学的理论骨架。董仲舒将阴阳分别赋予天、地、人，通过对阳主阴次的主观设定，推演出一整套宇宙秩序，引导人们归依于各安其位的有序的社会状态，从而实现儒家的大一统的和谐理想。在用阴阳贯通自然与社会，并且类分一切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同时，董仲舒又将五行与阴阳配置，借以说明事物运转的动因、次序和状态，从而从纵横两个方面阐明了天、地、人这个大系统的动态平衡的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

从《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可以明显看出，阴阳五行思想全面笼罩了董仲舒的理论体系。《汉书·董仲舒传》的思想史价值，主要在于“天人三策”。而“天人三策”的理论核心，是阴阳五行学说。一部《春秋繁露》，共82篇，其中阙文3篇，实存79篇。这79篇中，绝大部分涉及阴阳五行理论，而直接以阴阳名篇的有6篇，以五行名篇的有9篇，二者合计，共15篇。可以说，在儒家系统的思想家中，对阴阳五行的重视，在其著作中采纳贯彻阴阳五行学说之广泛彻底，董仲舒是空前绝后的一位。

董仲舒援阴阳五行理论入儒学体系之中，使儒学获得了新的理论构架，充实了儒学的内容，更新了儒学对社会的调节机制，丰富了儒学的思想范畴，增强了儒学固有的兼容性，从而使儒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因此，董仲舒的这一工作，是富有创造精神的勇敢而成功的尝试。

（二）天人感应理论的系统建构

天人感应思想，在董仲舒之前即已存在。殷周时代，统治者炮制的粗陋的王权神授理论，固然已蕴含着天人感应的思想因素；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类的重民轻神观点，也仍然是天人相通、天人互感思想的表现形式。战国末期，《吕氏春秋·应同篇》直接宣扬天人感应。它认为，帝王将兴而天降祥瑞；事物之间，同类相召，同气相合，同声相应。可以说，这些观点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思想前导。

从儒家系统来看，思孟学派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开启了儒家天人感应思想的先河。然而，无论是儒学系统，还是其他各家各派，真正结合现实政治需要，从理论思维高度，全面系统地构筑天人感应理论体系者，是董仲舒。

董仲舒贯通天人关系，既没有停留于殷周时期的宗教式灌输，也没有满足于战国时期思孟学派思诚、尽心、知性进而知天的道德启发，而是根据时代特征，用阴阳连接天人，从事物的内在构成方面，打通了天人感应的渠道。他用阴阳把宇宙间一切事物归并为两类，使其具有结构上的通感质素，进而用阴阳的运行揭示事物的功能，使天人感应理论获得了外在的理论构架，以及内在的心理基础。

董仲舒这个空前系统化的天人感应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儒学发展到汉代的理论思维水平的体现；它是大一统国家的政治要求在哲学理论上的折射；它是董仲舒儒学区别于其前辈的重要的理论标志。这个天人感应思想体系，较之先秦孔孟儒学，体现了较强的思辨性，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开辟了新的思想方向。同时，它适应了蒸蒸日上的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三纲五常伦理规范的理论阐释

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董仲舒是这一原则的倡导者、实践者和理论建设者。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三纲与五常连用，结为一体，成为朝野共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汉代政治生活的大事件，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大事。

战国后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明确论述了君臣、父子、夫妇间的尊卑主从关系，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是人伦的纲纪，是与天地同始终的永恒真理。这是儒家系统的思想家最早流露出的三纲意识。有趣的是，同处战国后期，但价值准则与儒家截然不同的大法家韩非，表达了更为明确的三纲观念。他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其后，《吕氏春秋·处方》认为：“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则下不踰节而上不苟为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仪礼·丧服》进一步将君、父、夫三者推到“至尊”的地位。

然而，以上诸种关于三纲的论说，毕竟是零星而不系统的，自发而非自觉的，因而未能对社会价值准则起到能动的导向作用。

第一个明确提出三纲概念并从理论上作了论析的，是一代大儒董仲舒。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但他未直接说明何谓三纲。真正第一次将三纲界定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者，是《礼纬·含文嘉》。东汉班固在其编纂的《白虎通义·三纲六纪》篇转引道：“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从董仲舒著作来看，已具有非常明确的三纲思想。他不仅认为三纲是王者之道，可求于天，而且宣称:“循三纲之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皆以阴阳之间的关系为法则：阳主阴次，阳尊阴卑。而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这是天理之所在。不仅如此，董仲舒还强调，臣、子、妻分别受命于君、父、夫，“其尊皆天”，“谓受命于天亦可”。这已经从天人关系的角度，利用阴阳理论，将三纲说上升到宇宙秩序的高度，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的稳定和统一，作了精心论证。

与三纲说紧密联系的，是五常之道。孟子曾反复申论仁、义、礼、智四种伦常，董仲舒第一次配之以信，从而形成了五种根本道德准则的一体化。为了论证五常的功用及其相互关系，董仲舒用木、火、土、金、水五行配仁、义、礼、智、信，规定了木仁、火智、土信、金义、水礼的关系，要求依照五行之序、五常之道行事，以求天下大治。

可见，以阴阳论三纲，以五行配五常，三纲五常熔铸为一，服从天人感应的基本原则，纳道德规范于自然秩序之中，以增强其权威性和可接受性，从而更加自觉地为现实政治服务，这正是董仲舒思想的特点和贡献之所在。就此而言，董仲舒对三纲五常的阐述，无论其理论的深刻性，还是体系的严整性，都是前无古人的。

（四）文治政府的总设计师

儒家素来反对以力服人，反对靠暴力进行统治的霸道政治，而主张用仁义管理国家的王道政治。但孔、孟、荀儒家的王道理想，由于不合历史潮流而成为空想。董仲舒由于生逢其时，历史条件的成熟，使他将空想变成了现实。这个王道理想在汉代的现实硕果，便是文治政府的建成。

从总体上看，董仲舒对文治政府的构想是：（1)行仁义，弃诈力，以仁德治国；（2)官商分途，官吏不得经商，商人不得从政；（3）文人主政，政府官吏从才高德茂的士人中选拔；（4）独尊儒学，以学术指导政治；（5）办学校，大规模培养人才；（6）推荐与考试相结合，选拔官吏；（7）重教化，用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加强对社会的内在控制。这些，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汉以后历代大一统的文治政府，其统治思想和施政策略，都与董仲舒思想密不可分。因此，我认为，董仲舒是汉代也是整个封建时代文治政府的总设计师。

综上可见，董仲舒对于趋善求治的中国文化类型的形成，对于学术与伦理政治相交融的古代文化传统的发展，对于道德理性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李宗桂   编辑：贾亚楠

　　
本文原载于《河北学刊》1991年第4期，有删节。李宗桂，中山大学教授，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国文化概论》课题组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