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月份。

我的生日，是1952年的8月2日（当年农历六月十二），时值酷暑，所以每年生日，家里总吃顿凉面。

记得小时候有次生日，人们都在阴凉歇着，娘却汗流浃背地擀面条，我过去傻傻问了一句：“生我那天也这么热？”娘瞅着我呵呵一笑：“不热，不热，咱这窗户有枣树遮凉，屋里凉快着哩。”

我家北房根，有棵枝繁叶茂的老枣树，俗称“妈妈枣”，结的果实脆甜，不裂纹儿，是生吃和做醉枣的好品种。

及至老年，每逢走回这个院落，我总要在刨掉这棵老树的旧址伫立良久，想到我降生时那个夏季，想到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的老娘。

一个生在陋室土炕的农家孩子，刚满二十却有幸被选调为正式的国家干部，时间恰是1972年的8月中旬。

当时我的很多同龄人都想跳出农门，或保送上学，或招工进厂，自己虽然艳羡却也毫无机会。有次高寒地带的部队来此征兵，村里才允许报名，但因竞争激烈也未能入伍。所以突然接到去县里宣传科上班的通知，我自然就像范进中举一样如临梦境。

对我这次命运的转折，亲朋好友都认为是天上掉馅饼的喜事。儿时姥姥常帮我洗脑袋，曾几次逗我说过“耳朵大有福”的话。我去辞行时，她拍打着我喜极而泣，眼噙泪花，反复念叨：“我没白说吧，我没白说吧……”

我娘倒没表现得特别高兴，还似乎有些发愁地说：“那你要先借钱买辆车子。”之前在县里参加通讯员培训的几个月，我都是借骑堂兄的车子。于是就想法到安平集上买回一辆“永久”牌的旧车。

我村地处安平、深县和饶阳的接壤部位，距深、安两个县城皆为25华里，但离所属的饶阳县城却有40里之遥。自己在县里没有亲友和故旧，能参加学习培训，只是因为喜欢写作，经常给报社电台投稿。那次培训，没有专职老师，只是分头跟宣传科的同志们下乡采写稿件。所以能够“转正”入职，我能想到的“背景关系”就是宣传科几个人。

当时负责报道的是副科长王启元。他时常给我们开会，每次都用几句顺口溜提出要求：“衡水报，天天见，河北报，不断线。各级电台经常念，人民日报敢登攀！”我做不到“天天见”和“不断线”，“人民报”更没登过一篇，所以并不出色。细想倒有一次文艺征稿似乎稍露头角。

那年恰逢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周年，带队下乡的顾彦莹老师叫突击写些文学作品，此事不知是报社征文，还是上头文化部门的任务。顾老师还写了首诗歌作为示范。我对此有些基础，就连夜写了三首诗和一篇千字小说，顾老师看后非常高兴地说：“你比我写的还好呢！”他把稿子收齐后回县交差，返回后认真对我说：“我向两位科长汇报了，说数你写得好！”

时隔不久，宣传科长田双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见我就说：“你现在正写什么，叫我看看。”他平时不苟言笑，和我几乎从没说过话，我有些紧张地赶紧掏出一份刚写的报道初稿。他仔细看了一遍，用钢笔修改几个字说：“这导语写得不行！”然后说“你去找ⅹⅹ填张履历表。”后来明白是那两张单薄的表格改变了我的人生，但他们究竟怎样商定录用自己，作为当事人，我却至今一无所知。

宣传科领导和老师是我命中的贵人，但任何人却从没说过揽功卖好的只言片语。王启元老师去世时，田双宝同志已从县人大主任岗位退休。在悼念归来的路上，我感慨地说：“要不是你和王老师，我八成儿还在家里种地。”他沉思良久，慢悠悠地说：“那时的宣传科，你岁数最小！”就再也没接这个话茬。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这是古人崇尚的君子信条。恩施于人不求回报，甚至在受施者面前不提一字，这种品质和美德是何等难能可贵。

1974年的8月22日，是我入党宣誓的日子。这是自己政治生命的重要一天，多年来始终刻骨铭心。

初入职场，我在县委机关的干部职工中年龄最小，因此1973年被调入刚组建不久的团县委。

团县委当时的格局是仨官一卒。团委书记是县委委员，还有一名副书记是县委候补委员。我虽是唯一一兵，却也“大权在握”——负责保管公章接转关系。期间写过几次汇报，起草过一次“五四”大会的报告，均受领导好评，因之被列为培养对象，好几次被推荐到机关支部。

机关支部书记是组织部副部长刘顺通，系老资格的“三八”干部。他白发满头，为人和蔼，和我谈话时中肯地说：“我们研究了你的情况，认为你有两个特点，一是老实，二是能写。”我从不敢自认“能写”，但“老实”之名伴随一生。尽管“老实人”现在很大程度受到误读，但我始终认为党组织看人论事准确深刻，实事求是。即将入党之前，我又调到刚组建的县委宣传部。团县委副书记宋久晓说：“同桂是我们培养的积极分子，我还要做他的介绍人！”宣传部则认为本单位应有人介绍，确定的是秘书张尊贤同志。

说到8月，总让人想到惊心动魄的“96▪8”洪水。

那年滹沱河超量泄洪，致使南堤决口，受到较大损失。我因抗灾中的表现，曾被市政府记二等功一次。本人涉政多年，寸功未建，这成为平生唯一一次受到的市级奖励。为鼓舞全县重建家园的信心，我在抗洪间隙写了长诗《饶阳三字歌》，还有幸受到时任市委副书记郭华同志的来信肯定，并配发长文见于报端。第二年县级换届时，县委把我作为提拔人选上报，据说意向是担任宣传部长。虽后来情况有变，但我始终服从安排，未找组织和领导提过任何要求。我认为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应该是对一个党员的起码要求。多年以后，郭华同志到饶阳参观冀中导报博物馆，我那时已退休多年，在陪他吃饭时顺便谈及此事，他幽默地笑着说：“那你算得过提名奖！”

我这次“提名奖”，竟也与炽热的8月有关。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