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还没有出嫁，就住在村子里。有一天经过老师家的墙外，她正和家人打枣。红的、绿的鲜枣落了一地，老师招呼我随便捡来吃。


我哪里敢呀！虽然老师一向和蔼、爱笑，但小时候总是把“老师”当成世界上最威严、最不能冒犯的人，根本不敢套近乎，红着脸走过去，甚至羞于正视那些“老师家的枣”。


漂亮的女老师请我吃枣我不吃，但不妨碍我和小伙伴们去“偷枣”。奶奶家的房外是一家杨姓人家的大枣树，树脑袋越过了奶奶家的房顶。青枣刚刚红了一点，一颗颗缀在茂密的枝叶间，我们的馋劲被逗上来了。几个小伙伴登梯子刺溜上了房顶，稍微一踮脚，拽住柔软的枝子，往下一拉，枣儿就一颗颗在眼前晃，小伙伴们都伸出小手摘起来，有的塞进嘴里，有的顾不上吃，直接往兜里装。有的小孩的衣兜是破的，枣滚到了房顶上。


还没摘多少，树下传来了杨老太太的叫骂声。


我们不敢原路爬梯子下去，都往东跑，从奶奶家的屋顶跳到另一家屋顶，又跳到再一家的墙头。杨老太太的骂声还在持续，小伙伴们从墙头上跳进了人家的院子。墙头很高，但感觉杨老太太的真身会随着她的叫喊声一齐来到跟前，所以一闭眼，我也跳了下去。


后来，做梦时，我常常在墙头上穿梭，等到要跳下去的时候，心里却恐惧得很，因为不知道黑暗中要跳多久才能被平地接住。


有的年头，邻居会送给母亲几捧枣。母亲说，枣吃多了会上火，会闹肚子，就把枣“醉”起来：把枣洗净、晾干，然后一颗一颗蘸上一点白酒，放进洗净的陶瓷坛子里。我和弟弟妹妹眼巴巴看着，母亲就把不太饱满的枣给我们三四颗。


等我们都把这事忘了，突然有一天，母亲叫我们过去，每个人给几颗“醉枣”。起初还有不少青皮的枣此时已经全身红红亮亮，带着淡淡的酒香。接下来的日子，隔几天我们就能得到几颗醉枣，那是一段很甜很美的时光。我们姐弟仨有时也会在醉枣的香里，歪歪扭扭地走路，非常夸张地扮演想象中的醉汉。


初中的校园在村外，上学必经一片枣树林。我和典姐姐很乐意斜穿枣林去学校。枣树林属于不同的人家，其中西北角那几棵就是杨老太太的，但我们不会舍近求远去摘她家的枣，近处有的是。


枣刚刚膨胀，我们就开始吃了。典姐姐一砖头投上去，枣就啪啪落一地，我们捡两裤兜，边走边吃，天天如此。直到枣快红透了，时常有大人来看枣。我俩就要观望一会儿，才敢下砖头。


后来，典姐姐说，因为那时候天天吃枣，后来无论一天吃多少大红枣也不会上火。


关于枣，有不同的种类，比如灵枣、创杆、妈妈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家根本没有水果，吃上一把枣就很幸福了。初中的学生来自附近各个村庄，同学们从家里带来脆枣，比谁的更脆、更甜。交流哪村的枣最好吃，哪村的枣在村口没人看着。


安姥姥一个人住在旧院子里，屋门口是一株大枣树。每年中秋节和爱人去看望她，满树找不到一颗能吃的枣，不是有虫眼，就是有病斑。破天荒遇到一颗没毛病的，咬在嘴里还得吐出去，因为不甜不脆口感特差。我问安姥姥，这棵树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为什么不找人刨了呀？安姥姥说，不刨，让它长吧，这是你姥爷种的。


安姥爷在安姥姥29岁时去世，那时第三个孩子才三岁。安姥姥相继给三个孩子成了家，一个人住在小院里，守着这棵枣树。所以无论它结的枣子是什么样子，它在，就是姥爷在。


我们姐弟都结婚后，父亲在新院子里种了一棵枣树。枣子成熟的季节，我们一回去，父亲母亲就登上高凳张罗着摘枣。我们吃够了，再各自带一大袋子回去放冰箱里，天天餐桌上有鲜枣。母亲还是会醉枣，但她的孙子外孙们并没有我们小时候的欢喜劲儿，毕竟现在的生活实在好，让他们情系一枣，已不可能。


父母还是用心照料着枣树，还是会醉枣。他们是要帮我们把童年留住，把从前贫苦日子里的甜蜜留住吧。有一年父亲还被枣蝎子蜇到，疼了好几天。我们在小城里，父母在村子里，他们喜欢农村，喜欢在村子里等着我们。大人孩子一回家，父母就有一树的红枣、一院子的蔬菜等在那里。


记忆中，很小的时候，老院子里有一棵枣树，长在猪圈边。发芽的时候，枣芽绿得透明，很长，直直地向上长。一下雨，湿黑色树干衬托得枣芽就更绿，整棵树像冒起了星星点点的火苗。枣树扭着身子，很神气。


枣花开时，蜜蜂就开始来到院子里。黄色的小枣花那么小，碎碎的，在小小的我眼里，它根本称不上“花”。但是就是这小小的枣花，能在农历八月结出大大的圆滚滚的大红枣，多么神奇！后来上初中，学苏轼的《浣溪沙》，读到“簌簌衣巾落枣花”，感觉真是有画面感。因为枣花足够小，才能细细密密，才可以“簌簌”而下，像雪粒，像雨滴，像散落的音符。


枣树很美，枣子很甜，这其中又叠印着小学老师、典姐姐、安姥姥和生活在村子里的父母的笑靥，还有关于童年到中年的点滴。所以，这个叠加，增加了枣树的美、枣子的甜，有很多温暖的意味。


作者：张爱丽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