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近十年未见的老同事张跃昔短信问候，并发来一图片。仔细一看却是我十年前用钢笔写给他的一首诗。


我虽诗拙字丑，但还是心中一热。他对这一张纸的“秀才人情”保存多年，并认真注明赠诗时间和地点，这足以说明对我们之间情谊的看重和珍爱，所以此事很长时间成为我一个温暖的话题。


我业余爱好不多。如果细想，下棋和写诗还算勉强沾边儿。随着年进老境，输赢意识淡薄，文思日见滞涩，所以棋瘾自消，诗也很少写了。


我的诗多是写给自己的。或见景生情，或托物寄志，或咏叹抒怀，或面壁有思。除此而外，也偶尔写过一些赠人诗，对象有发小、同学和老师等人，其中最多的还是文友。


我没给顶头上司写过诗，也极少给同事写诗。这当然不包括我心中视为知音文友的同事，例如跃昔。


1980年，我从饶阳县委宣传部调到县委办的秘书科，跃昔刚到文印室上班。他那时才十七八岁，但打字进步很快，连我们那些很潦草的字迹也能辨认清楚，很少出错。


有天晚上，因打急件我去宿舍找他，见他正伏在桌前认真练楷书。写的是朱熹的《劝学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他已反复写了十来张，横七竖八地扔在地上，都是这首诗。看来他很喜欢这首诗，立志习书也是践行这种理念吧。我对书写未下过苦功，但这首诗还是熟悉的，就很惊讶地赞叹一句。


他可能没想到我深夜登门，也许是觉得自己年岁小不便直呼名字，就抬头轻叫了一声“何科长……”这称呼从没人喊过，所以我极不适应，自觉脸都热辣辣地发烫，就说：“咱们是老乡，以后还是叫哥吧。”从此，他就总对我称哥了，现在已经四十多年。


我年长于他，又引为知己，却没能力为他提供实质上的帮助。只记得有次听说他和人负气争执，闹得心有芥蒂很不痛快。恰好对方也爱写些小诗，和我也说得来。就叫他俩到家里吃了一顿饭，东拉西扯谈了一些诗文之事。俩人明白我的用意，握手言和，互相敬酒，都表现得非常高兴。


跃昔后来在县委当秘书，又到乡里干了几年。他是个胸有抱负的人，所以找机会调到安平县委办公室去了。他上班时我送他一趟。那时我与邻县县委政府两办的人都是很熟的。对我来说，那是热热闹闹一顿闲酒，而跃昔却要从头干起另打生场了。这是十分不易的。


有句俗话叫“是金子总会闪光”。他调安平后很快脱颖而出，先任县委办副主任，又调任城管局局长、环保局局长，担子越来越重，却总是干得风生水起。这期间，他把手机号码相告，一再诚邀我到安平作客。


我怯于那些应酬场合，所以很少去。后来安平大力打造“孙犁故里”的名片，因我写过一本《孙犁在饶阳》的小书，几次邀我参加一些活动。


有一次，省作协和安平县联合召开“孙犁散文奖颁奖仪式”，请全县科局长都参加了这次大会。跃昔签到时看到了我的名字，找到我的座位说：“中午我拉你去涮锅，别在会上吃饭了。”我说已见到县委领导，怕出去不合适。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跟他们打个招呼！”看得出他和县里领导相处是很融洽的。那时他正当环保局长，工作在省里名列前茅，为县域经济保驾护航，增光不小。他非常忙碌，吃饭时不但电话直响，还出去亲自答复了一个问题。令我没想到的是，他在这样紧张的节奏中，却谈起自己的写作计划，说想写一些散文作品。我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己，但时间不长，就在报刊见到他写的《重返大城北》《伯啸大哥》《筷子的联想》等文章。他的博闻强记、优美文笔和锲而不舍的文学情结令我感动。


跃昔不仅勤苦自励，更注重对孩子的教育。他女儿出国留学后进京供职，又开始培养自己的外甥。那年他为喜欢书法的外甥举办一次隆重的拜师仪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为让外甥拜饶阳书法家李俊英（伯啸）为师，他派车接了俊英和饶阳县城几位朋友。安平一方则有几位文化圈的知名人士参加。


那天的仪式由我主持，他亲自拟出十一项议程，诸如“敬茶、赠砚、磕头、讲话”之类。那是我首次主持这样的仪式，也是平生唯一的一次。议程开始之前，为了活跃气氛，我先念了郑燮一首题竹诗：“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更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拜师仪式结束后，跃昔准备了一个精美的题词簿，叫人们题词留念。饶阳几个朋友喝得红头涨脸挤着上车，没人去写，跃昔却拽住我说：“你怎么也要写。按说你该写首诗。”我说：“以后给你写吧。”就用毛笔在题词簿上写了“名师高徒弘扬国粹”八个字。那自然是应付凑合不堪示人的。


大概一年以后，跃昔带外甥来看李俊英，又派车来接我前去相聚。等车之际，我忽有所感，写下一首模仿近体又不合律的诗，多年只记得有“当官最重人品好，华章贵在动情难”两句。这次他用手机发来我的原稿，才使我想起全诗——虽无精彩动人之句，却是推心置腹的实情实话。


那次赠诗之后，他因德才兼备得以擢升重用，调河北省环保厅任职。现在已大约十年，我想他也近退休了。这次联系相邀，可能是又想尽兴谈诗论文吧。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