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编修《隋书》，号为“良史”，剖兹析节，参修《仪礼》

贞观三年（629年）孔颖达在给事中任上，与魏征、颜师古、许敬宗、李延寿、敬播等人预修《隋书》。时人称赞道：“良直著乎青史，微婉表于丹书。跨固超迁，含刘孕谢。”《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特别是其《经籍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大总结。《隋书》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弘扬了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保存了古代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的资料，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号为“良史”。《隋书》全书贯穿了以史为鉴的思想，魏征给唐太宗说：“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隋书》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警告历代统治者要汲取历史教训，以古为镜。贞观十年（636年）《隋书》成，孔颖达加散骑常侍。

仪礼乃古代法律制度，儒家之礼仪集中表现于“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经典，内容包罗了政治制度、宗教仪式、法典刑律、道德规范、日常生活准则等。贞观十年（636年）孔颖达与颜师古等撰写《大唐仪礼》，据史书载，修订期间孔颖达“所有疑滞，咸咨决之”，对前代《礼记》的舛错多有改正。贞观十一年（637年）《大唐仪礼》修成，颁行天下。孔颖达因功进爵为子，赐邑四百户，物二百段。贞观十一年（637）修成颁行。孔颖达在修订《大唐仪礼》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七．国子祭酒，执掌教席；侍讲太子，多有规谏

贞观十二年（638年），孔颖达就任国子祭酒，执掌国家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机关。上台伊始，一扫颓风，重振绝业。孔颖达作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仍亲赴教席，发《五经》题与诸生酬问。孔颖达一生未离开讲坛，“学徒盈于家室，颂声彰于国朝。”贞观十四年（640年）二月，太宗莅临国子监观释奠礼。释奠是学校祭奠孔子的典礼，礼毕后会讲，同时有论难答辩。唐太宗命孔颖达讲《孝经》，孔颖达口锋甚健，侃侃而谈，金汤易固。会后孔颖达上《释奠颂》，唐太宗手诏褒奖。

孔颖达把传统儒学教育提高到很高的地位，把教育看成是开国兴邦之后的第一要务。他指出，政治教化也是治国之本。正如天气的冷热寒暑不按四季交替，就会发生灾祸；风雨不调和，就会出现饥荒，如果不及时实施教化，就会危及整个社会。君主应当如同春风化雨一般，教化天下臣民，净化大众心灵，美化世俗风尚。

孔颖达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育理论。他强调学习内容的多少要取决于学生的水平的高低。“假若有人才识浅小，而所学贪多，则终无所成，是失於多也。有人才识深大，而所学务少，徒有器调，而终成狭局，是失于寡少也。”他要求学生要处理好自思与外问的辩证关系。“人心未晓知，而不肯谘问，惟但止住而自思之，终不能达其实理，此失在于自止也。至道深远，非凡浅所能，而人不知思求，唯好泛滥外问，是失在轻易于妙道。”等等。这些教育理论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从进入秦王府开始，孔颖达就担起教育李世民太子李承乾的任务。孔颖达任国子祭酒后，仍侍讲东宫。”李承乾(619年-645年)，字高明，唐太宗李世民长子。唐太宗即位，立为太子。但年长后，对父亲阳奉阴违、对师长劝勉置于脑后，甚至曾派遣杀手刺杀过自己的老师。孔颖达性真心正，每侍讲，到有可规诫之处，必反复引谕。承乾以孔颖达自小侍奉，不加尊重，孔颖达虽心有不平，仍循循劝诱。当时承乾令撰《孝经义疏》，孔颖达因文见意，因势利导，更广规讽之道，学者称之。太宗闻之，赐黄金一斤，绢百匹，以为嘉奖。对于承乾不循法度，孔颖达每每犯颜进谏。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见孔颖达发言亮直，恐承乾不堪忍受，谓孔颖达曰：“太子成长，何宜屡致面折？”孔颖达曰：“蒙国厚恩，死无所恨！”谏诤愈切，承乾拒谏不纳，最终导致被废。后其他东宫官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敢于犯颜直谏者，唐太宗信任如故。中国古代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规谏机构和规谏制度，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规谏文化，有“文死谏，武死战”的优良传统。孔颖达不避斧钺，甘冒风险的精神体现了“正言规谏”的传统文化。

八．南北异学，师出多门，一统《正义》，流芳百世

汉末以来，长期变乱，儒家典籍散佚，师说多门，章句杂乱。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自晋室东迁，学有南北之异。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博，穷其枝叶。至颖达始著《义疏》，混南北之异。”

为适应科举取士和维护全国政治统一的需要，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诏孔颖达、颜师古与诸儒撰定《五经疏义》，撰成后凡一百八十卷，赐名为《五经正义》。《五经正义》撰定于贞观十四年（640年）。贞观十七年（643年）孔颖达年届七十岁，表请归政，优诏不许。再三闻奏，始蒙诏许。致仕后孔颖达仍坚持工作，到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经正义》覆审完成。但续订工作一直持续到7世50年代。永徽四年（653年）二月二十四日，长孙无忌等刊定《五经正义》成，表上之，表曰：“故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孔颖达，宏才硕学，名振当时。贞观年中，奉敕修撰。虽加讨核，尚有未周。爰降丝纶，更令刊定。”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

经学之有总汇也，自《五经正义》始。唐太宗李世民评价《五经正义》云：“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以科举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五经正义》顺应时代需要，革除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又折衷南学、北学（偏重南学），形成经义统一的经学，在当时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五经正义》的颁行，一扫了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儒经师说，结束儒学内部宗派的纷争，今古文学之争、郑王学之争、南北学之争渐趋平静，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孔颖达对思想学术的大一统作出了重大贡献。

九．哀荣隆重，陪葬昭陵；子孙繁盛，播迁岭南。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六月，孔颖达薨于万年县平康里第，春秋七十有五。《孔颖达碑铭》云：“哀感宸扆，悲动搢绅。甚魏主之惜桓阶，若晋人之伤卫玠。”赠太常卿、曲阜县开国公，谥曰宪，陪葬昭陵。

孔颖达有子三人，长子孔志玄，官终国子司业；次子孔志约，永徽二年为内直丞，太常博士任，显庆四年，以礼部郎中兼太子洗马、弘文馆学士、礼部侍郎，死后陪葬昭陵；三子孔志亮，官至中书舍人。孔志玄之子孔惠元，曾为度支郎中，累迁国子司业、太子谕德，后为工部侍郎，死后也陪葬昭陵；孔志约生子孔琮，官终洪州都督；孔志亮生子孔珪。长子长孙孔惠元有子二人，长子孔立言为礼部郎中；次子孔昚言为黄州刺史。孔惠元与父孔志玄、祖孔颖达三世为司业，时人美之。

孔颖达后裔在长期迁徙过程中，散居全国各地，直至岭南。孔立言一支逐步形成了孔氏河北献县派；孔珪一支衍生出丹阳派、岭南派、南雄派、临江派、浏阳派、洛阳派等众多有影响的孔姓支派。 

十．总结

孔颖达一生主要功绩在于主持修撰了《五经正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结束了自汉魏以来的经学内部宗派林立党同伐异的局面，对唐代以前的经学作了一次全面总结，适应了唐朝政治一统的需要，被唐太宗称为“关西孔子”、“伏生再世”。同时，《五经正义》成为此后很长时间内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对隋代形成的科举制度的完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通行世界的“文官制度”直接学习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因此，孔颖达是从衡水大地上走出的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

作者：王文书  编辑：贾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