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乔治·索罗斯的名字，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做空泰铢为开端，金融风暴迅速横扫来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那时候，索罗斯就是“金融大鳄”“资本大鳄”的代名词。

再次“遇见”索罗斯是在2013年，他的《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引起我的关注。一个大资本家怎么摇身一变成哲学家了？

认真读完这本书，发现索罗斯还真担得起哲学家这个称号，他有自己的理念架构和思想体系。书中收录了他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作的五场讲座，分别是《人的不确定性原则》《金融市场》《开放社会》《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未来的路》。第一讲是阐述他的理念架构，第二讲是用他的理念架构分析金融市场，第三讲和第四讲是用他的理念结构来分析开放社会和民主制度，最后一讲是用他的理念架构提出的预测和对策。索罗斯的思想精华可以概括为四个关键词：反身性、泡沫理论、开放社会和代理问题。

反身性是索罗斯哲学的核心思想。索罗斯的理念架构是基于一个哲学家们普遍研究的主题，即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用两个命题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一个是在参与者有思维能力的前提下，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永远是局部的和扭曲的，这就是“谬误性”。另一个是这些扭曲的观点可以影响参与者所处的环境，因为错误的看法可以导致错误的行为，这就是“反身性”。简单地说，就是参与者不但对事情的看法是局部和扭曲的，而且这个不正确的认识反过来会影响事情的本身。为了进一步解释反身性，索罗斯提出了参与者思维的两大功能：一个是认知功能，就是认识事物；一个是操纵功能，就是改变现状。这两个功能经常相互影响，就导致了结果的不确定性。索罗斯进而提出了反馈环的概念，即参与者的看法影响事情的发展，事情的发展又对参与者的看法产生影响，二者的相互影响是连续的循环的，既可能是不断强化的正反馈过程，也可能是逐步趋于均衡的负反馈过程。

索罗斯把他的谬误性、反身性和反馈环理论用于对金融市场的分析，形成来泡沫理论，他说这是他一生经验的浓缩。索罗斯提出认识金融市场两条规则：一是市场价格总是扭曲背后的基本面，他否定有效市场假说；二是市场不是单纯消极反映基本面，还能够反过来影响基本面。在此基础上，他基于正反馈和负反馈建立了泡沫理论，即繁荣-衰退过程理论。索罗斯认为，现实中主导的潜在趋势和对这个趋势的错误理解在正反馈过程中彼此相互强化，会使泡沫越来越大，带来非理性繁荣。负反馈又会导致这一过程的终结，泡沫破裂。索罗斯对泡沫理论运用得非常娴熟，也使他在全球金融市场赚得盆满钵盈。

索罗斯对开放社会的关注，深受其导师维也纳哲学家卡尔·波普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影响。波普认为,开放社会是一种持不同见解、不同法律观点和不同利益的人和平生活在一起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的理念对索罗斯极具吸引力，他认为用认识论的观点证明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具有说服力。然而，索罗斯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着变化，“迫使我更彻底重新考虑开放社会观念的是2004年布什总统在美国再次当选这一事实。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功的民主社会。却违背了它所应该坚持的原则，以对恐怖主义宣战的名义违反人权，以不实之词入侵伊拉克。然而他再次当选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得不问自己：美国出了什么问题？”索罗斯深入思考认为，波普的开放社会观念陷入启蒙期谬误，即只注重认知功能，而忽略了操纵功能。布什政府则陷入后现代谬误，即只注重操纵功能，而忽略了认知功能，对恐怖主义的宣战，使整个美国都站到总统一边。

这使索罗斯认真关注起代理问题：代理人理应代表其委托人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趋于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的利益之上。他认为，代理问题也是代议制民主的祸根：被选出的代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而损害公众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采用代议制民主。人民选出代表行使权力，当选者应是人民利益的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竞选要花很多钱，当选的代表感恩于支持者。不按这个游戏规则玩的人不能当选。这就是金钱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战胜公众利益的。”“在开放社会中，政治程序应为公众利益服务；而当今的美国，政治程序已被特殊利益把持。我们选举的代表感恩于赞助他们竞选的人，而不是一般选民。眼下选民对奥巴马总统关于医疗制度改革和能源法案的反应，提供了生动的说明。选民已被洗脑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对有关公共利益进行负责任的讨论几乎变得不可能。”

索罗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剖析是深刻的，近几年美国政府的拙劣表现更给予了有力的证明。我们看看美国政府在新冠疫情上的糟糕表现，谁能相信这是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我们看看美国对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人民的所作所为，谁还能相信他们标榜的人权和自由？我们看看他们动不动就“退群”，把美国利益置于国际规则之上，谁还能相信他们引以为豪的契约精神？开放社会的观念也好，美国开国先贤的梦想也好，今天的现实与美好的初衷已经背道而驰了！索罗斯提出了改变的方案，就是要把市场参与者与政治参与者的角色分开，如果是市场参与者，就可以去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是政治参与者，就应该把公众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索罗斯的愿望是好的，但他陷入了自己的悖论，我们看看在华尔街与白宫之间那道华丽的“旋转门”，把市场参与者和政治参与者角色分开也只能是痴人说梦罢了，是到了从制度和价值上反思美国和西方社会的时候了！

作者：李增军（衡水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