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研究者、历史作家吴钩经过考证，在其《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一书中提出，早在宋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支专业化的公共消防队。当时的公共消防队设备专业、组织高效，有效扑灭了多场大火，一改前朝（唐代）把救火作为臣民义务的规定，做到“不劳百姓”，体现了城市公共治理的一大进步。

《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作者: 吴钩，版本: 新民说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4月

以下内容经由出版社授权，摘自《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一书，较原文有所删节修改。小标题和插图为原书所有。

假设我们在晚清上海租界漫步，走到中央巡捕房或者虹口捕房的地方，会看到街道边耸立着高高的钟楼，“顶悬大钟，高耸似塔架，分五层，以梯盘旋而上”。这是租界工部局火政处设置的火警瞭望台，上面有消防员值日瞭望，当发现租界内哪处房屋着火时，马上敲响瞭望台上的火警钟，指示消防员赶紧出动救火。在晚清城市，这可是新鲜的消防设施，1870 年代初（同治年间）才始见于上海租界。当时有竹枝词云：“救火全凭瞭望台，警钟一响敢迟回。头戴铜帽车行快，路上行人尽避开。”

但是，如果我们来到宋代的都城或者其他大城市（比如广西静江府），会发现类似的消防设备耸立于城内外，形同高塔。宋人将这一城市消防设施叫作“望火楼”。楼上同样有消防员轮值瞭望，一旦发现火情，立即发出警报。换言之，晚清西洋人设立于租界的城市消防设施，在宋朝城市其实很常见。

你可能会说，晚清上海租界内的火警瞭望台，不仅仅是一建筑物，背后还有一支近代化的消防队，宋朝也有城市消防队吗？答案是，有的。世界第一支专业化的公共消防队，就出现在宋代。这不是我个人的论断，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便认为：北宋开封的消防组织，“是世界城市史上最早的专业消防队”；而南宋杭州的消防组织，更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完善的，已与近代城市的消防组织相类似”。

不信？我们先到宋朝的东京开封府看看。

开封的消防组织

走上东京开封的大街小巷，每隔三百步许（宋制，一步约合五尺），我们都会看到一间铺屋，这叫“军巡铺”，每间军巡铺都有五名铺兵，他们的职责是“夜间巡警”，即巡逻街巷，察看有无盗贼与烟火。

城内外的高处，又有“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根据《营造法式》提出的建筑标准，望火楼由砖石结构的台基、四根巨木柱与顶端的望亭三个构件组成，台基高十尺，木柱高三十尺，望亭高约八尺，整座望火楼高达四十八尺左右，接近 16 米（按一宋尺约等于0.32米计算）。放在1000年前，这是非常高的建筑物了。站在望火楼上，视野应该非常开阔，远近房屋若冒出烟火，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望火楼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宋人所说的“救火家事”，即消防器材。大小桶是储水桶；洒子是汲水的器皿；麻搭是灭火工具，“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蘸泥浆，皆以蹙火”；梯子、大索、铁猫儿，大概都是用于攀登的工具；斧锯则是紧急情况下用来破拆的用具，相当于今天的消防斧。

此外，宋朝的城市消防还使用到一些在当时很先进的器材，包括——水袋：“以马牛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棚，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水囊：“以猪牛胞盛水”，扑火时，“以囊掷火中”，是一种可投掷的灭火器；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大概是最早的消防泵；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大轮，上立二梯，各长二丈余，中施转轴”，可用于高层建筑的救火。

这些消防器械当然不可与现代化的机器相提并论，但考虑到它们出现在800年前，就不能不赞叹其先进。

驻扎在望火楼下官屋的“军兵百余人”，则是专业的消防官兵，他们又被称为“潜火兵”。他们是职业军人，平日需要接受专业训练，因此身手敏捷。望火楼上的瞭望消防兵一旦发现哪处起火，就会马上发出警报，“则有马军奔报”主管城市消防的领导，潜火兵即刻出动，以专业技能汲水扑火。因为有了专业的消防队， 开封府发生的火灾，通常“不劳百姓”救火。

宋《武经总要》中的消防设备。

在宋代之前，城市并无专业的消防组织（农村就更不用说了），失火了，很大程度上依赖民间的自救。国家也立法强制规定了臣民救火的义务，《唐律疏议》说：“诸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见失火不施救的人，将按罪刑比失火之人减二等的标准作出处罚。

《宋刑统》抄自《唐律疏议》，也有一模一样的“诸见火起”条款，但我们知道，《宋刑统》的不少条款，跟宋朝社会生活是脱节的，在司法过程中往往也存而不论。“诸见火起”条款正是如此，因为北宋前期，政府曾要求，京师公私廨宇失火，邻近之人不得擅自救火，必须等候专业消防队前来扑救。这一立法，原是为了防止有人浑水摸鱼、趁火打劫，进入失火现场盗窃公私财物；此外，也是因为有专业的公共消防队可以信赖。

到了天圣九年（1031），宋仁宗听闻“都辇闾巷有延燔者，火始起，虽邻伍不敢救，第俟巡警者至，以故焚燔滋多”，遂修订法令：“京城救火，若巡检军校未至前，听集邻众赴救。因缘为盗者奏裁，当行极断。”不过，所谓“听集邻众赴救”，乃是指民众“可以自行救火”，而非“必须动手救火”。而从《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来看，东京“每遇有遗火去处”，都是由“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

从规定臣民救火之义务，到“不劳百姓”，这是城市公共治理的一大进步。

杭州的消防组织

南宋的行在临安府，“城郭广阔，户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多为风烛之患”。而且，宋朝时城市夜禁制度已经松弛、消亡，夜市繁华，“夜饮无禁，童婢酣倦，烛烬乱抛”，也特别容易引发火灾。绍兴二年（1132）五月，杭城一场大火，“被毁者一万三千余家”，迁居杭州的东京人袁褧带着母亲与妻子“出避湖上”，才得免葬于火海。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杭州又有大火，一万余家被烧。

当时许多人都在议论：杭州之所以频频被火，是因为宋室南迁，改年号为“建炎”。但袁褧说，这是无稽之谈，因为周显德五年（958）四月，杭州城南也发生特大火灾，延烧一万九千余家。袁褧认为，火患频仍的根本原因是，“临安扑救视汴都为疏，东京每坊三百步有军巡铺，又于高处有望火楼，上有人探望，下屯军百人及水桶、洒帚、钩锯、斧杈、梯索之类，每遇生发，扑救须臾便灭”。相比之东京开封，杭州的消防设施太简陋了。

这是南宋初的情况。其时南宋朝廷刚刚在杭州立足，前线硝烟未息，杭城百废待兴，宋政府还顾不上城市消防。不过，到了嘉定至淳祐时期，杭州已建立起比昔日开封更为发达的城市消防体系。开封街巷是每隔三百余步置一间军巡铺，杭州则是“官府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

杭州官府既“以潜火为重”，又先后在“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驻军兵”。防隅官屋又称“火隅”，类似于现在的消防中队。官屋内屯驻的军兵，是专职的潜火兵。到淳祐九年（1249），杭州城内外的火隅已有十二个之多。之后，又增设了11隅，总共23个火隅，每隅屯驻潜火兵 102员，共置消防官兵 2346 名。

此外，杭州又设立“潜火七队”，分别为水军队、搭材队、亲兵队与帐前四队，归临安府直接统率。其中水军队配备潜火兵206人，搭材队118人，亲兵队202人，帐前四队共有350人。他们重点负责全城的消防任务，相当于今天的消防总队。从其名字可以判断，南宋消防队的分工已经非常明确，有专门负责“搭材”的队伍，有专门负责“喷水”的队伍。

还有一支由 300 名殿前司精兵组成的潜火队，“专充救火使唤”3，也归临安府统辖，这是当时最精锐的特种消防兵，估计关键时刻才派遣上火场。绍定四年（1231），杭州又发生大火，“九庙俱毁”4，权相史弥远的宅第却幸存未毁，因为有殿前司特种消 防兵尽力救扑。南宋诗人洪舜俞事后写了一首《吴都城火》诗规讽史弥远：“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诗中的“令公府”指史弥远府第，“殿前将军”即殿前司特种消防兵。可见殿前司精兵在火场上确实身手不凡。

这么算下来，杭州二十三个火隅、城内四壁、城外四壁，加上潜火七队、殿前司特种消防兵，共有潜火兵超过 6500 名。消防队伍不可谓不庞大。

各个火隅还配备有各种防虞器具，如“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俱是官司给支官钱措置，一一俱备”。这些消防器材全部由财政拨款购置、保养，宋朝立法规定，“仍以官钱量置救火器具，官为收掌，有损阙，即时增修”。

火隅又附设有望火楼，如果我们走在南宋杭州大街上，走着走着便可以看见一座望火楼。望火楼上，当然有探火兵“朝夕轮差，兵卒卓望”。一旦发现城内外哪处冒烟，立即发出信号，指示楼下潜火兵飞驰救火，“不劳百姓余力，便可扑灭”。由于消防设施渐次建立、完善，火灾频发的杭州“自是十来年间（淳祐年间），民始安堵”，火患总算消停了十多年。

南宋《西湖清趣图》中的杭州城望火楼。

余话

宋朝是不是只有东京开封与临安杭州才建立了专业的公共消防队呢？当然不是。

乾道七年（1171），建康府修建了一千间官屋，拨给马军司、“亲随衙兵及潜火官兵吏舍、库局等使用”；淳祐十二年（1252），建康府又设潜火局，“买火资创造水筒，及各厢砌缸停水”。可见南宋建康府是设有公共消防机构的。

绍熙年间，袁甫出任徽州知州，他在一份呈报朝廷的报告中说：“本州从来多有火灾，虽间出于意虑之所不及，然由人事有所未尽。臣自到官以来，首以是为急务，严保甲、图籍，则择防虞官正副八人，皆乡之所推重者总之；修四隅火备，则官多置器用，且令各自为备，而日命兵隅官察之；置潜火军卒，则籍定姓名，每旬番上，且给官钱犒之。”州政府设了“防虞官”（其职为防火）与“潜火军卒”（其职为灭火），都是专职的消防员。

《嘉泰会稽志》载，“潜火队在府衙西”。显然，绍兴府也设有潜火队。今日广西桂林鹦鹉山的石壁上，还保留着一幅南宋咸淳年间镌刻的“静江府城图”，图中便画出一座望火楼。按宋朝惯例，静江府建有望火楼，应该就设有防隅官屋，屯驻有探火兵与潜火兵。总而言之，我们有证据认为，南宋时，至少有一部分州郡建立了公共消防队。

除了政府设置的专业消防机构，宋朝还有两套系统也发挥了公共消防的作用。一套系统是设于城厢、市镇与乡村的基层行政组织。比如南宋杭州城厢的厢官，“分治烟火、贼盗公事”；又如镇官，除了掌市镇商税，还“兼本镇烟火公事”；再如农村的保正，亦有“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之责。

左图为南宋《静江府城池图》石刻，上面绘有静江府城的一座望火楼。右图是根据石刻图绘制的宋代静江府城示意图，选自苏洪济、何英德《〈静江府城图〉与宋代桂林城》。

另一套系统是民间设立的街道防火组织，比如福建延平府设有“潜火义社”，因为“不出于官，故以义名”，在宋代，但凡以“义”字冠名的组织，基本上都是民间成立的公益组织，如义约、义役、义庄。延平府的“潜火义社”是郡中士绅倡议成立的，义社有募捐而来的资金，购置了消防器械，在城中设立了东隅、西隅、中隅、北隅四个巡警点。义社还选举出社首，制定了规约，加入义社的有工匠、丁壮，“皆听命于社首”。平日义社会举办赛神会之类的联谊活动，碰上火警，则“彼此相应，不号召而集，不顷刻而至，不争功，不邀赏”。

宋朝之后，由政府积极组建专业消防队的公共消防制度，差不多中断了；基层行政组织兼辖烟火公事、民间防火组织这两套系统，则延续了下来。

元朝初年，杭州城诸桥之上，还设有巡察火警的哨所，“若见一家发火，则击梆警告，由是其他诸桥之守夜人奔赴火场救火”，这应该是南宋“军巡铺”的遗存，但宋朝整套完备的消防制度已经不存在了。

明朝设有“火甲”，因为带有一个“火”字，今人以为那是专业的消防队。其实不是。“火甲”虽然有防火之责，“凡官民房舍火起，不分地方，各司督领弓兵、火甲人等，俱持器具救火”，但“火甲”实际上是按照里甲复制出来的劳役，若干户编为一甲，甲中人户轮值应役，巡更守宿，防贼防火，“凡地方或有盗贼生发，即督领弓兵、火甲人等擒捕”。这属于基层行政组织兼理防火，而不是专业、专职的公共消防机构。

清代京师设有“火班”，“火班”的官兵，“俱系八旗各自酌量派委，所以有六十名、七十名不等之处”，总体规模四五百人，“夜间遇有传集之事……火班处附近居住之官员兵丁，即令齐集该火班之大臣处，呈递名牌，听其指示遵行”，“自设立火班以来，凡遇救火之事，并无迟误”。听起来似乎跟宋朝的潜火队差不多。但清朝“火班”只服务于皇城、皇宫的防火与灭火，与市民生活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只好说“火班”略有专业性，却无公共性，不是城市公共消防组织。

不过，清代有一些城市确实出现了专业化的公共消防队，叫 “救火兵丁”。比如杭州，康熙年间，浙江巡抚赵士麟从绿营兵中“选定救火兵二百名”，又要求浙江藩司从各差役内选出三十人，臬司选出二十人，杭府厅选出四十人，仁和、塘钱二县各出三十人，组成一支救火队，每人发“号褂一件，上书衙门姓名，以示别也。某某执长柄铁铙钩，某某执钜缆绳索，某某执榔斧。平居逢朔旦，各衙门点验，一旦火发闻风”，则“令各着号衣”，前往救火。这个救火队，倒是有点南宋杭州潜火队的模样。但不管从组织规模（总共不过350人），还是从出警机制来看，都不可跟宋时同日而语。

在清明时期得到极大发展的消防组织，其实只有民间的防火团体，我们前面提到的晚清上海的“水龙会”“救火社”，继承的便是宋代“潜火义社”的传统。除了上海，晚清时的广州、福州、长沙、汉口、成都等城市，都冒出了多个“水龙会”“救火会”。这些城市的消防组织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都是从先行一步的洋人或租界得到启示，都是由当地绅商主持消防队的组建与运作，而地方官府基本上都是一副“不关我事”的态度。

宋后，政府公共职能的退化真让人吃惊。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