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一则不同寻常的嘉奖令：“北平军管会通令嘉奖贺孔才先生捐献图书、文物的义举……本市贺孔才先生于解放后两次捐出其所有图书、文物，献给人民的北平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计图书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册，文物五千三百七十一件。贺先生忠于人民事业，化私藏为公有，首倡义举，足资楷模，本会特予嘉奖。”

嘉奖令中陈述的事迹，发生在1949年3月25日。出身书香门第的收藏家贺孔才，于北平解放仅一个多月之后，便率先向政府捐出200多年贺氏家族几代人的家藏——12768册图书计10万余卷、文物5371件，多为无价之宝。此一壮举，震动了中国收藏界，历史博物馆专门举办了“贺孔才先生捐赠文物特展”。

考证得知：贺孔才，名培新，号天游，笔名贺泳，斋名天游室、潭西书屋。他出生于“耕读传家”、清代崛起在年画之乡武强县北代村贺氏家族。

根深蒂固的书香门第

贺孔才，其祖上是武强县的名门望族。在清代中后期的170年间，曾出过5个进士、11名举人、近百名贡生，其祖父贺锡璜同治年间到故城县任训导候选知县时落籍故城。贺孔才1903年出生于故城县郑家口，自幼饱读古文国学，继承书香门第的基因和家风，成为了传世古籍和文物的收藏家。

据《深州风土记》记载，北代村贺氏，先世自山西洪洞县迁武强段家庄，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贺智从段家庄始迁北代村。智生邦泰，邦泰生成家，成家生员，员生四子、八孙、十三曾孙、二十四玄孙，人丁渐繁，儿孙出入学宫，登科及第。其家族在祠堂铭有“敬天一片诚,高官显爵未必光宗耀祖；躬身三自省,会吃亏者便是孝子贤孙”的警示对联。清末，曾做深州知州的大教育家吴汝纶，曾经题给北代贺氏家族祠堂一联：

“太行左转山川清淑之气锺焉其族世所谓甲乙
明德代兴祖宗诗礼之传遠矣于今大发为文章”

从清乾隆朝至清末，北代贺氏后人先后出了进士五人，举人十一人，贡生近百人。成为武强县的名门望族。武强县历史上出过24个进士，贺氏一家就占了5个；武强县历史上出过举人105人，贺氏一家就占了11个，十分之一还多。

贺仁声：系贺氏家族的第一位举人，贺智的六世孙，乾隆廿四年（1759年）举人。

七世 贺云鸿：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举人，孝义厅同知，知县。

贺云锦：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举人，四库馆议叙。

贺云举：嘉庆廿四年（1819年）进士，江宁府督粮厅同知。

八世 贺式韩：嘉庆廿三年（1818年）举人，户部山东司员外郎。

贺式钦：道光十二年（1832年）举人，湖南新田知县。

贺式孔：候选卫千总。

贺式曾：贡生奉天金州厅训导。

贺式程：候选县丞。

九世 贺锡璋：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大名府教授。

贺锡琪：道光十七年（1837年）拨贡，平定州州判，五品。

贺锡玫：大沽河口巡检，六品。

贺锡珩：咸丰九年（1859年）举人，光州知州，五品，候选知府。

贺锡瑜：贡生，商河知县 七品。

贺锡璜：同治三年（1864年）举人，故城县训导候选知县（落籍衡水市故城县）。

贺锡琨：萧县典史。

贺锡珍：拓城典史。

十世 贺尔昌: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 翰林院编修同州知府，潼商道。

贺光谦：同治三年（1864年）副贡，解州州判。

贺涛、贺沅:系亲兄弟，光绪十二年（1886年）同榜进士，贺涛为会试第一名。贺涛，刑部江苏司主事，冀州学正。贺沅为光绪十二年进士，翰林，福建上杭知县。

贺继元: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吴桥县教谕，保举五品顶戴。

贺潭:光绪廿年（1894年）举人，直隶州州判。

十一世 贺嘉枏: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咸安宫教习，候选知县。

贺嘉榘:恩贡，兵部车驾司主事。

贺嘉桢:刑部主事。

十二世 贺德深:宣统三年（1911年）赏法政科举人。

“耕读传家”亦注重藏书

北代贺氏，由功名而仕宦，由仕宦而丰裕，由丰裕而族繁，贺智十世孙达84人，十一世孙达107人。官宦人家族大人口多。

由于贺氏家族注重“耕读传家”的家风，在封建社会里祖辈形成了两大优势。

一是有钱后置地，在武强县境内发展到中华民国时，贺氏被称为“良田千顷，处处庄园，域内各族，无一能比”，其家族的耕地除了武强境内的一些村庄，一直延伸到了深州、武邑，是武强县最大的“地主”。

二是贺氏有钱后，大量买书存书，家内建有藏书专库，成年累月的增加。除了这批祖上遗留之书，贺氏一门祖孙几代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购书。贺氏族人贺葆真在《收愚斋日记》中，有关购书的记录俯拾皆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二十日，购湖北局竹连纸《五经四书》；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三日，贺涛为书院购书六种，又自购各局板子书百种。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一月之内购书四次：一日，购陆放翁《渭南全集》；十九日，购《六书原始》《广东新语》《纪文达公遗集》《黄氏医书》；二十四日，购《畿辅诗传》《唐诗品汇》；二十九日，购《周易折中》。直到日记末仍有两笔购书记录：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购胡应麟《少室山房丛谈》；二十三日，聚珍堂、文璘堂封书，往观之，亦得数种。

贺氏家族，就是外地做官者，也是诗书为贵。贺孔才的先祖贺之举，到阜宁、靖江等地出任知县，以清正廉明闻世，在以老离官返乡时，史册记载“行装惟有图书数万卷”，从这，也可以看出贺氏对藏书的执著。在民间，贺家为望族，藏书甚丰，一家“名甲畿南”。到了贺涛这一代，更是注重于藏书。他肄业于保定莲池书院，清光绪年间曾主讲冀州信都书院，并被调冀州学政、刑部主事。在莲池书院停办、于旧址创办保定文学馆后，他又任馆长。贺涛作《寿真堂记》称其家累世藏书七万余卷，年有所增，延续几百年。至贺涛时，亦好购书，益精研典籍，广聚古今之书，所藏甚富。清光绪初年，得宋本《诗人玉屑》及明刻精椠甚多。建藏书楼“寿真堂”，著录有七百余种。

到贺涛之子贺葆真这一代，更是执著于藏书。有关资料记载，贺葆真，贺涛之子，他承继父亲贺涛的藏书之志，专心致力于藏书。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贺葆真将原籍北代村老家的藏书进行检点，皆经典珍藏，由武强县北代村运至故城县郑口，共十余篋。并且，贺葆真因为其父师从著名学者、藏书家吴汝纶，于是竭力搜集吴汝纶评点诸书，很是丰富。

贺氏，除了购书，还坚持抄书，这也是其藏书的一个渠道。先是贺涛抄：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始抄《仪礼》，《大射仪》为首；三月三日，《大射仪》终；次日抄《聘礼》，十九日终；次抄《丧服》，四月五日终。贺涛得目疾后由葆真抄：光绪十八年正月元日，抄《尔雅·释文》；五月十五日，抄《海山仙馆丛书》；六月二十五日，《尔雅》抄迄；二十六日，以白摺录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八月十四日，抄《古文辞》；十二月二十八日，抄《尔雅》毕；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抄《唐代丛书》及《小石山房丛书》目录。抄书于葆真已成为一种习惯，遇到感兴趣的就抄。如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葆真抄《通鉴》人名。此书为伴其兄葆初读书的张聘三在读《资治通鉴》及《续通鉴》时所摘录的人名录，葆真因“喜其便于检查”而从故城带到冀州录存。再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一月十七日，葆真读姑父宗树楠所著《庚子国闻录存》，“录副以存，并附以所闻”。葆真尤喜抄书目：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十五日，抄怡墨堂求售之朱九丹书目；民国六年正月十日，将端氏出售书目录副。葆真还抄录过不少家谱。因自觉记忆力差，“各戚家互婚媾尤不能遍举”，故葆真每至戚家，辄索其谱而摘记之，为“小族谱”以备忘。至宣统二年八月，已抄就交河苏氏、深泽王氏、任邱李氏、枣强步氏、饶阳常氏等族谱。贺氏父子对于有桐城派名家如姚鼐、方望溪、吴汝纶等评点的书都不遗余力地亲临或嘱人代临。葆真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日记分年记录了其父所临及嘱人代临之书书目，蔚为大观。

贺氏家族还通过交换的方式得到一些书籍。如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葆真访常稷笙，以《古诗抄》易其所刊《古文四象》。另外，受赠所得亲友赠书也是贺氏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如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时在书院刊刻课艺的刻工刘老辛赠《且亭诗》，并允赠《洨滨集》；民国八年(1919)五月二十八日，王晋卿赠《新疆访古录》《学记笺》。受赠人早年以贺涛为主，后以葆真为主。葆真常年居徐世昌幕府，为徐访书、购书、刻书，交际面广、社会活动能力也颇强，接受的赠书自然不少。仅民国十九年，接受赠书就达11次之多。赠书中亦有佳本。

作者：刘金英   编辑：贾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