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百姓之心为心
郭 华
信手拈来的几件事:某市一家新店开业,店老板在门口放了6个花篮。不料,城管以占道摆放花篮违反市容管理办法为由,对老板罚款200元;某地交警办事大厅上演“冷热两重天”,工作人员在里面吹着空调,办事大厅里连风扇都没有,前来办事的群众汗流浃背;还有那些把公交车站牌树的过高,乘客看不清上面的字;把办事窗口开的过低,群众蹲着办事等情况,林林总总,并不罕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遵循的为人处世之道,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道德黄金律”。孔夫子的话多数需要专家学者的诠释,才能弄得明白,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含义,稍微有点儿文化知识就能懂得: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一定不要强加给别人。
开头说的那些事,估计每个人都不愿意接受。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事情,为什么要把它强加给老百姓呢!关键是把这些事强加给老百姓,老百姓会满意吗?所以,要想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根本的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考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以百姓之心为心,需要换位思考。“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结论。换位思考就是将心比心,站在百姓的立场和视角,切身体验百姓的感受,设身处地地替百姓着想。西汉《说苑·政理》中记载了一件事:景差为郑国相国,严冬时节有一位百姓赤脚蹚水过河,走到对岸冻得两腿发紫。景差恰好坐车经过,把这个人扶上随从的车子,还给他盖上了一件衣服。这本来是一件既亲民又暖心的好事,晋国的著名政治家叔向却说:“景差身为相国,实在不怎么样。我常听人讲,有才能的官吏治理地方,三月就要疏通河沟渠道,到十月就得修复渡口桥梁,连牲口都不用蹚水,何况人呢?”意思很明了,作为相国,帮助百姓是应该的,可是如果真的替百姓着想,就应该把渡口的桥梁修复,从根本上解决百姓蹚水过河的问题。说到底,景差还没有真正做到换位思考。
焦裕禄被派往河南省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时,眼见街上成群结队的乞丐、纷纷逃往外地的灾民,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责怪群众,他自己也是农民出身,深知如果衣食无忧,谁会愿意背井离乡去逃荒呢?而要留住没走的百姓,让走了的百姓回来,只有下决心根治长期困扰兰考百姓的风沙、内涝和盐碱“三害”,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于是,便有了那一系列感人的故事,有了兰考大地上的“焦桐”。
景差虽也是一个好官,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困难。焦裕禄换位思考,找到了解决兰考问题的根本途径。所以,换位思考不仅可以解决认识问题,而且能够解决方法问题。
以百姓之心为心,就要真正离群众近一些。“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只有老百姓自己最知道他们讨厌什么,期盼什么。所以,我们党历来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
1961年,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领导奔赴全国各地调研。这年6月,陈云同志赴家乡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他聚焦养猪、农作物种植和自留地三大问题,用15天的时间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吃同住。他发现公养母猪存活率仅11%,私养则达94%,遂提出“母猪下放私养”建议;针对强行推广双季稻导致减产,他算细账证明“种双季稻不如单季稻”,关键是因地制宜;他力主按中央标准留足自留地,缓解农民口粮短缺问题。最终形成3份专题报告,为党中央调整农村政策提供重要依据。因此,要想以百姓之心为心,就必须和群众没有距离。
以百姓之心为心,就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一位农民为给自家收割机加油,购买了3桶柴油,再用皮卡车运回去,被有关部门以“非法运输危险物品”为由,罚款3万元。虽然有关部门给出的答复中引用了法规条款,证明这位农民应该被罚,但是这件事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出门经常可以看到“前面施工,禁止通行”的提示,这没有错。但令我印象更深的提示是:前面施工,禁止通行,如向西走请绕行某某路,如向东走请绕行某某路。这一条路不能走了,但哪一条路可以走呢?这样的提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不能一禁了之。
禁止某些事项的规定是必要的,有法可依的。如果禁止的是害国害民的事,那当然没有商量的余地。可如果关系到生产生活,又是非做不可的事,只是其中的某个环节需要改进,要在不许这样做的同时,告诉群众可以怎样做。比如收割粮食的时间非常紧迫,这就需要及时给收割机加油。如果不允许农民自行购买运输柴油,那么怎样解决收割机加油这一问题呢?可否像那块暖心的路牌一样,告诉行人这条路不通哪条路通,甚至出面协调,把柴油给农民送到地头去呢?可能有人会说:哪有那种好事呀?我们共产党人不就是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吗?
以百姓之心为心,要允许群众表达不同意见。领导者应该有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的雅量。
比陈云同志赴青浦调研稍早一些,周恩来总理来到了河北邯郸。1961年5月3日这天,在武安县(今武安市)的伯延村,他走访了几十户社员,社员家中的困难状况让他感到十分震惊。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叫张二廷的社员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说:“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即使放到今天,这些话依然非常刺耳。周恩来后来却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座谈会后周恩来来到张二廷的家,张二廷又向周恩来如实反映了伯延公社遭灾情况和公共食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希望周恩来以后还能来伯延。周恩来表示:“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我们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从“三年困难”的局面中走出来,应该和听得进不同意见,包括那些来自百姓的尖锐批评有直接关系。
能否做到以百姓之心为心,决定了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时刻坚守以百姓之心为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转自《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