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如意 当读韩昌黎

                       文工字匠　　

    岭南的荔枝年年红透时，长安城的旧碑文总在雨中泛着青光。韩愈的名字刻在那些石碑上，却活在千年不绝的争论里。这个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人，骨子里始终是个执拗的河南少年——敢为天下先，甘作独行人。

　　        谏迎佛骨的独行者

　　元和十四年的长安春日，朱雀大街上飘满香气。当百官跪迎佛骨时，只有那个从刑部侍郎位置上站出来的身影显得格外刺目。《论佛骨表》上的墨迹未干，韩愈已经算到自己的结局。他何尝不知忠言逆耳的古训？只是那“欲为圣明除弊事”的执念，让他把乌纱帽掷向了命运的赌桌。

　　潮州路上的瘴气熏黑了官服，八千里外蛮荒之地的鳄鱼却在月光下听懂了中原雅音。这个被贬谪的罪臣，在岭南瘴疠之地办学堂、驱鳄鱼、教农耕，把流放地变成了文明的前哨站。后人多记得《祭鳄鱼文》的奇绝，却少有人体会他写“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时，那份孤独的骄傲。

　　        古文运动的守夜人

　　洛阳城里牡丹最盛的时节，韩愈的院子里总堆着退回来的文稿。当骈体文统治文坛时，他偏要用散句单行的文字撞击时代的铁幕。柳宗元说他“抗颜而为师”，学生们却记得那个在烛光下反复修改《师说》的身影：“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在汴州军营的深夜里，这个被嘲笑为“韩穷”的节度推官，正在用《进学解》解剖自己的灵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那些被门阀士族垄断的圣贤之道，经他之手变成了平民子弟的灯火。苏轼后来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看破了这份孤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风雪蓝关的启示者

　　秦岭的雪落在韩愈的驴背上时，他正写着“云横秦岭家何在”的绝唱。被贬潮州的路上，十二岁的女儿死在驿馆，他却把丧女之痛化作了《祭女挐女文》里的清醒：“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这种将私人悲苦升华为关怀的能力，正是后世文人最稀缺的品质。

　　今天的读者翻开《韩昌黎集》，会发现那些曾经惊世骇俗的文字里，藏着一个现代人最需要的精神抗体。当我们在职场遭遇不公时，他早用《送李愿归盘谷序》说过“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当我们困惑于坚持的意义时，他在《伯夷颂》里写下“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

　　        千年后的精神镜像

　　广州韩文公祠的香火至今不断，但现代人真正该祭奠的，是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这个在官场九死一生却从未圆滑的文人，这个革新文体不怕被嘲笑的改革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长安城的月光照过太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唯有韩愈这样的孤勇者，能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起永不消退的涟漪。当我们抱怨时代浮躁时，不妨读读他写给年轻人的话：“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这位大唐的诗人，留给世人的不仅是传世文章，更是一面照见灵魂的铜镜——在妥协成风的年代里，做个不妥协的人需要怎样的代价与荣光。

　　人生不如意时，当读韩昌黎。不是为学他的文采，而是为那份“破屋数间而已矣”的豁达，为那种“焚膏油以继晷”的坚持，更为那个在风雪蓝关上独自前行的背影——那是一个民族精神海拔的永恒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