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父亲出门时，常常是白汗褂儿、蓝裤子，白汗褂儿外面套上浅灰色的中山装，再戴上宽檐的蓝布帽子。父亲是兽医，每天很早就出门，赶在村民们下地前去户里出诊，也有时是中午顶着烈日，也有时是晚上披星戴月，父亲从来没有厌烦过。方圆十几里的土路，父亲的自行车不知道走了多少遍，尽管父亲的自行车兜里永远有一把手电，但是父亲摸黑也能知道谁的家在哪里，谁家的猪圈、鸡窝和牲口棚在哪里。


父亲的衣兜内每天都要装上两盒烟才出门，他除了自己吸烟，走到哪里分到哪里，村里的老百姓都喜欢和父亲打交道。


父亲爱干净，他常常跳到猪圈里给猪扎针，遇到有的猪闹腾，有时会溅到身上猪粪，父亲总是及时清洗掉，他的车兜内有一条白毛巾，这条毛巾可以把浸湿的汗褂儿水分吸个半干。父亲给动物诊治完后，吸上一根烟，然后骑上车子去到下一户。父亲根据沿途住户一趟线走下来，往往就是半天。父亲为人实在，多年坚持劁猪只象征性收一块钱，有时遇到家庭困难或一时没有零钱的人家，就不收费。有的人家会留父亲吃饭，父亲也不拘束，赶上什么饭吃什么饭。农家的饭中午多是热汤面，里面切上北瓜块，父亲能吃两碗。有的人家看父亲没吃早饭，就给父亲盛上一碗棒子糁白粥，最多的一次，父亲喝了三碗。父亲不挑食，看到桌上不管谁吃剩的半碗粥，父亲端起碗就喝下去，乡亲们提起父亲时都伸大拇指，说这人实在、仁义、可交。


父亲对穿衣特别讲究，不是讲究高档，而是讲究正规不随意。上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的衣服是在县城的服装社定做。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做衣服的师傅是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子，特别和蔼，脖子上总是挂着长长的皮尺，让我觉得特别了不起。师傅手艺好，总能把身高体胖的父亲的衣服做得特别合身，还能熨得特别平整，这也是父亲来做衣服的原因。父亲的衣服并不是常来做，往往是到年底才做一套中山装，要穿好几年。父亲的汗褂儿是村里的裁缝做的，那时候村里有一个缝纫组，有两台缝纫机，专门做衣服的是本村两个长辫子姑娘。


后来，父亲托人买了一台牡丹牌缝纫机。母亲本来手巧，又向缝纫师傅多次学习，然后买来白的确凉、蓝涤卡布料，又买了尺子、划印的粉片等，开始信心满满地给一家人做衣服。经过试穿合适后，母亲兴奋不已，赶紧拿出长柄铁三角的烙铁烧烫，再晾好温度，慢慢把缝线熨平。应该就是从那些年开始，白汗褂儿、蓝裤子，成了父亲的标配。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姐姐也学会了裁剪，开始给一家人做衣服。因为是练手，不敢买质量好的布料。她先给父亲做，白衬衣领子做得像女式的，料子也扎手，一向讲究的父亲竟然没有挑，穿在身上每天洗得干干净净。后来的确良布料越来越少，我工作后，第一次去县城，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好几块不同质量的白汗褂布料，姐姐给父亲做了好几件长袖的、半袖的白汗褂。再后来姐姐外出打工，缝纫机也生了锈，渐老的父亲再没有定做过新衣，也没有买过成件的白衬衣，他开始拾弟弟不要的旧衬衣。他自己的汗褂儿还是多年前那几件，留着一两件较新的出门穿，在家里就穿旧的，那薄薄的布料磨得快要破了，还是舍不得丢掉，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我每次回家想帮父亲洗衣服时，父亲都不让，他常说的话是：“你别洗，要不洗毁喽。”那薄透的布料还真有稍一用劲就撕开的可能。


十年前的深秋，刚满60岁的父亲因病突然离世。我在收拾父亲的衣物时，发现父亲竟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他一生穿过的唯一一件羽绒服，是我在工作后不久买的，父亲只在每年最冷时穿上几天，其余时间穿的是母亲做的棉袄。父亲的汗褂有一件磨得快要透了气，另一件后背上被老鼠咬了密密麻麻的小洞，让我充满了对父亲的愧疚。我把父亲的两件旧汗褂儿带了回来，放在衣柜的底层，每当整理衣柜时，就会捧起那两件旧汗褂儿，在泪光中回想父亲勤俭操劳的一生。


作者：刘兰根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