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30日，如果我没看到陈超老师猝然离世的噩耗，那应该是极为平常的一天。中午在学校用过午餐，我回到办公室里随手翻阅微信。恍若一个霹雳，我在恩师维江先生的朋友圈里读到了那则讣告。当时清晰的感受便是时间蓦地在那一刻停顿下来，眼前的世界霎时落入一片无限的苍白。大约五分钟的空寂过后，我跟维江老师取得了联系。维江老师与陈超老师是大学同学，生活中以兄弟相称，性情投合，交往甚密。我知道，维江老师的哀痛之情十倍百倍千倍万倍于我。他在长江之南，我在黄河以北，那一段艰难的日子里，为陈超老师的离世悲伤痛惜的又何止我们两个人呢！

大学四年，如今回想起来，我与陈超老师只有两次交集，这令我颇感遗憾。造成这份遗憾最主要的原因，当为陈超老师被系里分派给二班授课，从未登上过我们一班的讲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的师大中文系，其整体教学和科研水平大约正处于向上实现跨越性提升的前奏期。当时确有不少老师由于自身的知识结构相对陈旧和单一，再加之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因此讲课时不敢偏离教材，对新的思想文化及观点鲜有了解和介绍。这样的课听起来自然会感到单调而乏味。但是，在中文系的每个教研室里又都有一些专业扎实、思想活跃、讲课得法的老师正在涌现出来。这些老师各有自己擅长的学术领域和较多的科研成果，都肯于独立思考并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他们讲起课来不仅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而且特别注意启发学生经过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因而受到学生普遍的爱戴和追捧。陈超老师就属于这批老师中最年轻的一位。那时，我们都希望当代文学能由陈超老师给我们讲。然而，等到这门课开课时，陈超老师来了，但他却走进了二班的教室。这真是造化弄人，我就这样错过了能当面聆听陈超老师垂训的机会。人生诸事的不圆满，凡归因于造化，我们也便受之坦然了。

我第一次听闻陈超老师的大名是在入学不久。军训刚刚结束，文学社在校园里组织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诗歌创作大赛。喜欢写作的我自然跃跃欲试，不肯错过这样的良机。也是因为参赛的关系，我结识了当时文学社社长赵华师兄。又因为我们的宿舍同在三号楼五层，上上下下经常见面，很快就相熟了。我听他说起，这次大赛他们邀请到了陈超老师做最终的评审。从他郑重的语气和崇敬的眼神之中，我感知到了陈超老师在校园文学青年心目中的份量和受欢迎程度。讲老实话，我作为一名刚刚走出闭塞县城初来省会的大一新生，根本不了解中国诗坛的现状，更无从知道陈超老师已在诗歌评论界崭露头角。那次大赛，我的组诗《枯井》获得了三等奖，荣获一等奖的作品是八七级一位师兄的《李白》，我有幸读到，由衷地喜爱。记得赵华师兄无意中谈及我的《枯井》，他转述了陈超老师的一句简短的评语，说“有意象”。彼时我尚不知“意象”的概念从何而来。这即是我与陈超老师的第一次交集，仅限于诗，我们未曾谋面。

第二次交集竟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了。我毕业论文的选题是比较和评述赵树理与莫言二人创作的得失。鲁迅弃医从文，最基本的动因就是为了以文学唤醒愚昧而麻木的民众。受此影响，我也执着地认为文学不能自美其美，其功能也应涵盖批判国民劣根性、启发国民觉悟这些内容。而赵莫二人的文学创作在我看来显然是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无底线地讴歌百姓，丧失了启发民智的作用（赵树理的小说固然也有对落后农民的批判，但其主旨是为了衬托革命农民的先进，与鲁迅作品批判国民性的主题不属于同一个范畴）。另一个则是干脆脱离民众的赏趣水平，弃之不顾，以自我为中心，高高在上成了悬在空中的楼阁（莫言小说中诚然不乏方言俚曲，但在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面前，此形式亦不足以引领民众完成自我唤醒与提升）。这个观点，即使放置在当今的文学创作中，我认为依然还有探讨的意义。时至今日，赵树理的作品已经走进了故纸堆里，而莫言的作品除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红火一时之外，更多的时候逃不掉束之高阁的命运。我本来以为，自己这个跨越了现当代文学的选题有可能被分配在恩师俊才先生的名下。孰料，在最后的名单里，我的论文指导教师却是从未给我授过课的陈超老师。我没有去找系里询问原因，我猜想这样分配可能是考虑到陈超老师对莫言的创作更为熟悉吧。

我的毕业论文修修改改，大概写了三稿。当时陈超老师并不住校，这其间我与陈超老师的探讨交流主要是通过相互留写纸条的方式进行的。我与陈老师各自留写了多少纸条，都探讨了哪些内容，今天已无从记忆，但有一点记忆却是永不会磨灭的：那就是我提出的问题陈老师总会给以认真解答，而我个人试图表达的一些学术见解陈老师总是鼓励我大胆提出并尽量完善。最后我的论文在陈超老师那里获得通过，他在论文后面写了长短不一的两段评语，并给了我较高的分数。当年，这篇论文我自知有一个缺憾，我在指出赵莫二人创作得失的同时，却不能给出一条弥补失误的合理可行的路径。我非常幸运，陈超老师没有苛求所谓的结果，他鼓励这种开放式的探究，他认为这种探究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为了保护我尖锐的勇气，他甚至在我一些较为刻薄的语句面前选择了宽容。或许他相信，将来随着思想的日益成熟，我会找到更为适合的表达方式。他希望，这种转变由我自己来自觉地完成。我们的第二次交集，也仅仅限于论文写作，尽管那时已经相识，我却不曾登门求教。

我对陈超老师最深的印象却不在这两次有限的交往之中。我记得有一年系里举办师生联欢会，地点就在南院教学楼前的一小片隙地上。那应该是暑假返校之后的初秋时节，校园里的路灯松散地亮着，新月斜斜地挂在实验中心的楼角。师生们四围而坐，身后是一株株高大的白杨树。夜风一吹，大大的叶子在半空中拍手交响。晚会开始前，一根电线从楼里引到会场中央来，点亮了一盏桔黄色的大灯泡，映照着我们纯净的眼睛和青涩的脸庞。在几位青年教师表演完节目之后，陈超老师穿着一件暗格子衬衫出场了。就在他站定场地中央的那一刻，同学们像是被人施了定身魔法，一瞬间便安静下来。在这充满期待的安静里，陈超老师开始了他的诗朗诵。那天陈超老师朗诵的是他自己创作的长诗。他的一绺黑发从额头上搭下来，随着他朗诵的节奏沉稳地拂动。他戴着一幅黑框眼镜，厚厚的玻璃镜片后面，眼睛不时闪现出坚定而睿智的光芒。他没有过多的手势，也不需要配乐，只在他的诗行里，我们已感受到了他非同一般的气场。他的声音浑厚无比，仿佛引领着我们行走在广袤的大地之上。每诵到激昂之处，我们又分明领略到他大海扬波一般壮阔的豪情。那夜明亮而鲜黄的灯光，被灰尘和蚊蚋舞得纷乱，如同陈旧的电影胶片，给我们留下岁月斑驳的真实之感。从我的角度望过去，灯光耀亮了陈超老师黧黑的半张脸庞，将他深刻而凝重的表情定格成了一尊半明半暗的金色雕像。写至此处我不禁浮想，假如有人想为陈超老师塑一尊雕像，那么我希望将陈超老师塑成他正在激情朗诵的模样，让诗人与他一生钟情的诗歌永远相伴。

为陈超老师赢得广泛声誉的他的诗评，专业性都太强。《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中国先锋诗歌论》《游荡者说》等皆为大部头著作，我因为创作离开诗歌越来越远，至今都不曾捧读过上述作品。可是陈超老师的诗歌，我却是遇到喜欢的句子便随记到手边的本子上，不定期地翻阅。陈超老师离世之后，我们八八级同学在公众号“九厅”上陆续推出了几期陈超老师诗歌的赏析。当我们目睹了陈超老师生命的结局，再回过头来读一读那些曾经熟识的诗句，便会在某个微不足道的词汇上或是他不动声色的表述里，热泪夺眶而出。他对苦痛的接纳，他对人世的悲悯，他对生命的叩问，他对一切事物所抱持的美好的期待，都让我们一次次哭倒在他顽强却又脆弱的抗争里。多么可惜啊！在陈超老师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作为他曾经的学生，我们对他丰盈的生命内涵真的知之甚少！也许我们的理解与关切不可做他生命的挽回之力，我们是不是便不需要再做这样悔愧的反省？

陈超老师已经离去五年多了。我们也慢慢从最初巨大的惋伤中沉静下来，寻找到适宜自己的缅怀方式。陈超老师的为人、处事、治学和著作，自有更为知爱他的人去总括和褒扬。我作为一名普通学生，只能心怀朴素之情，为景仰已久的陈超老师写下这篇粗浅的纪念文字，来寄托我的哀思。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