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寿桐,又名翟树棠,笔名洛泽,原籍饶阳县西南街,后居菜园村。他的长篇小说遗稿《梨花飞扬》,是我过去的同事张致远在公安局旧档中发现的。
2008年,张致远在主编饶阳县志时到公安局查询资料,无意中发现了这部完整的手稿,立即打电话告诉我。我听到后十分震惊和兴奋。因为过去只知道他出版过长篇小说《花岗河的风暴》,没想到还存有这样一部尘封多年的珍贵遗稿。
《花岗河的风暴》,是翟寿桐的代表作,写于菜园村的泥屋之中和油灯之下。1957年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立即轰动全国,流传海外,尤其在日本的《大地报》连载以后,拥有大量读者,引起强烈反响。就连后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也是热心读者,对此书留下深刻印象。1971年访华时请有关部门联系饶阳县委,提出要会见该书作者。但翟寿桐已在1967年含冤去世,年仅41岁。
翟寿桐出身革命家庭,其父翟少痴是饶阳早期共产党员。他少年聪颖好学,立志报国,十几岁即参加抗日工作,创办游击学校,编辑抗日报刊,表现出不凡才华。
但作家命途坎坷多舛,令人扼腕。1944年,刚刚18岁的翟寿桐在地道中被日军毒气熏倒,掳到日本秋田县花岗河从事苦疫。期间他奋勇参加了震惊中日的华工暴动。日本投降后,在审判战犯时,他多次挺身出庭作证,并在中日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日寇暴行,得到很多人的称赞和注目。有个清纯的日本姑娘还屡次向他表示爱意。但翟寿桐报国心切,坚决割断情丝,回归祖国。
回国后,翟寿桐因急于工作,参加了一个电讯培训班。后来他发现这个机构和中统有关,遂立即退出,辗转参加了解放军,建国初期已经担任解放军某军分区干部。后因曾被“培训”之事遣回故乡,定为“资返回乡”,居住在菜园村。在此期间,因尚能自由,他即根据自身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花岗河的风暴》。由于题材新颖,生动感人,得到出版部门重视,使该书顺利出版,并由日本画家配了插图。
“风暴”出版以后,翟寿桐又以抗日游击学校为素材写了《梨花飞扬》,倾情塑造了一群朝气蓬勃的爱国青少年形象,素材则来自作者被俘前那段风华正茂的岁月。我想,那可能是作者平生最欢欣快乐的一段日子,从小说题目也可略窥一斑。惜此书刚刚完稿尚未发出之际,作者又遭受更大磨难,以“历史反革命”罪名被羁押入狱,书稿也随之抄走遭禁。令人叹惋的是,逮捕翟寿桐之时,恰是他新婚的前一日。
饶阳老作家肖献法说,那是个严寒的冬日,监室滴水成冰。翟寿桐入狱不到三个月,即得了血栓堵塞性脉管炎,请求保释治病获准,因治疗需要无奈截肢。就在这种情况下,翟寿桐还苦心孤诣埋头创作,根据小说改编了电影剧本《花岗魂》,写出短篇小说《幼苗新歌》等。但这些作品都因政治原因未能面世。随着作家的消亡,原稿自然也就无迹可寻。我想,这部《梨花飞扬》还幸亏在公安部门保存完好,不然其命运也难免灰飞烟灭。
致远是非常热情的学者型干部,他把这部厚厚的手稿辩认整理,认真打印了几份,请县作协的人们传阅审读。我们都觉得内容积极,格调向上,文笔清新,极有出版价值。肖献法对翟寿桐有些印象,还调查采写了回忆文章。我出面联系了两家出版单位,极力介绍翟寿桐的不凡经历和出色成就,但他们都说传统小说没有市场,应自费出版。后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上海文艺出版社(原新文艺出版社)又再版了《花岗河的风暴》,我想《梨花飞扬》可能有所转机,就先联系邮购两本新版“风暴”,然后电告《梨花飞扬》手稿之事。这家出版社确有浓厚兴趣,但要求立即送书稿面议。我们既无能力奔波往返,也无权力处理相关问题,所以此事也就没有进展。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若有荧光,则不必等待炬火。
就我们的条件说,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宣传此事。因县作协有一部《滹沱乡韵》丛书,我们就利用这个平台选发了《梨花飞扬》的几个章节,叫广大读者先睹为快,也使文化圈子知道饶阳还有这样一位文学大家。《滹沱乡韵》选载之后,引起一定反响。翟寿桐的几个本家后人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但对书稿的出版似乎也无能为力。
现在的出版市场不可谓不繁荣,据说全国每年都有一千多部长篇问世。
但近年来发展文化总是片面强调“产业”,受到市场的强烈冲击和制约,就有时难免明珠暗投,埋没精品,以至“黄钟毁兮,瓦釜雷鸣”。
践踏和掩埋一块美玉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挖掘、擦拭使其重放光彩却不知需要多少人的不懈呼吁和无私助力。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据说因穷困聊倒刻印乏资,不得已把手稿做了女儿陪嫁,后得姑爷的朋友相助才得以印行。
翟寿桐没有婚姻,没有儿女。他人生坎坷,英年早逝,只遗留两部小说。“花岗风暴”已成绝唱,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充分得到证明。“经霜梨花”则尚未“飞扬”,奉于读者尚待时日。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饶阳翟寿桐,既受囚禁之祸,又有膑脚之苦,却能发愤创作,似也是一可歌可泣的例证。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