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河畔认领时光

——读《诗经全鉴》有感

本报记者  赵栋

2200多年前，一位名为毛苌的年轻人，乘船沿滹池河（现称滹沱河）东下，行至饶邑（今饶阳县）。见此物阜民丰，便做了个影响中国人文历史的决定——在城东一小村住下，并向百姓传授《诗经》。清朝《饶阳县志》有记载：“毛苌宅在饶阳师钦村，村南有台，名诗经台，相传是当年毛苌讲经之台”。


这座讲台，被后人看作中华文化的传播源头之一。


因此作为一名衡水人读《诗经》，别有他意。


这“他意”，在于一种传承者身份的自觉认知与亲切感。毛苌并非《诗经》的原始作者，他是至关重要的传播者、阐释者。他让源自黄河流域、江汉地区的诗歌，在燕赵之地扎下了根。作为今天的衡水人，或是站在这片土地上的读者，我们无意中便接续了这种“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双重身份。


这“他意”，指向一种在精神原乡寻找心灵锚点的深沉慰藉。我们知道在自己生活的这方土地上，曾有一座土台，台上一位先贤正将“思无邪”的诗篇娓娓道来，这本身便是一种无言的滋养。它所象征的“诗教在此发生”的文化记忆，已融入地方的精神肌理。在衡水读《诗经》，更像是一次寻根式的精神还乡。


案头有一本《诗经全鉴》（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为我推开那条名为《诗经》的、流淌了千年的文明之河。


过去，那些“风、雅、颂”的篇章于我而言，或许更多是教材里需要识记的“最早诗歌总集”，是“赋、比、兴”等抽象概念的集合体。《诗经全鉴》所做的，正是拂去这层因岁月和学科划分而沉积的微尘，让古老的河面重新泛起活泼泼的、属于人的光芒。


“全鉴”之“鉴”，首先在于它提供了理解《诗经》的全景式入口与精微的注解，化解了初读者的畏难之心。《诗经》的语言诚然古朴优美，但其中大量生僻字、名物典章、历史背景，确是横亘在现代读者面前的一道无形门槛。《诗经全鉴》有详尽的注释、流畅的译文，以及对每一篇诗作背景、主旨的扼要解析。它告诉我，《关雎》不只是“后妃之德”的经学化训诫，更是青春萌动时最纯真炽烈的相思情状；它指出《七月》篇中“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一句背后，可能蕴含着女子对未来命运的恐惧。这“鉴”是工具，是桥梁，它让《诗经》的305篇都变得可读、可解，让我得以直接触碰诗中的温度与心跳，而非仅仰望其高度。


更深一层，“全鉴”之“鉴”，在于它引导我透过文字，照见那生生不息的先民情感宇宙与生活世界。《诗经》的伟大，绝非因其古老，而在于它所承载的人性、人情是如此鲜活和真实，且直抵当下。在《国风》中，《邶风·静女》里“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焦急甜蜜，是任何时代恋爱中人都能会心一笑的场景；《郑风·子衿》“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思念，稀释在今日的每一条微信的表情包里；《王风·黍离》中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彷徨悲叹，几乎是一种关于家国沧桑、个人漂泊的永恒原型。在《小雅》《大雅》的朝堂颂歌与忧患叹息中，我看到了早期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焦虑；在《颂》的庄严乐舞中，我感受到先民对天地祖先那份虔诚的敬畏。这不再是与我们隔绝的“古人”，而是一个个有着与我们相同悲喜、爱憎、渴望的灵魂。他们的世界，恰是“全鉴”所映照出的，一个充满烟火气息与生命韧性的中华文明。


《诗经全鉴》这面镜子里，最终映现出自身的精神图景与文明基因。现代社会的信息爆炸与节奏匆忙，常常使我们情感粗糙、表达钝化。《诗经》里那些以“草木虫鱼”起兴，委婉而精准的抒情方式，那种对自然万物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热爱，提醒我重拾一种与万物共鸣的细腻感知力。诗中反复吟唱的“悠悠我心”“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则是一种远比现代快餐式情感更悠长、更深沉的情感质地。阅读它们，是一次精神的深呼吸。


合上《诗经全鉴》，河水的波光仿佛仍在眼前荡漾。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系统地注解了《诗经》，更在于它以“全鉴”的姿态，为我们架起了一座通古今之幽情、连天地之诗心的桥梁。


而当我以一名衡水人的身份沉浸其中时，这份体验便叠加了另一重维度的深刻：我感到自己正站在毛苌曾驻足的岸边，聆听同一条河流穿越古今的水声。那来自文明源头的清澈与丰饶，因为脚下这片土地，而显得格外亲切与坚实。


当然，毛苌当年的停驻，只是一个历史长卷中动人的偶然。他或许并未预想，自己的一念驻足、一方讲台，会为一片土地镌刻下千年不散的文化印记。然而，这偶然的背后，却潜藏着一种文明生长的必然：伟大的经典与思想，从不甘于囿于书斋或庙堂，它渴望寻找丰饶的土壤，渴望与最质朴的生活相遇，渴望在无数具体的地名与人群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具体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衡水读《诗经》，不仅仅是阅读，更是一种认领——我们认领了这片土地被它点亮的过往，也认领了自身作为这永恒流淌的诗河中，一朵微小却清晰浪花的当下使命。这，或许才是那“他意”最深处，连接着历史偶然与文明必然的哲思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