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一度痴迷写小说，但属于热情有余天分浅薄的那类。虽“屡败屡战”，可是发表不多且质量平平。

当年文学历练的收获之一，是收到过数不清的退稿笺和一百多封编辑的来信。这些信件我至今装在几个牛皮纸袋里收藏着，偶尔翻看，仍为编辑的热诚和认真而感动。

这些来信中，《天津日报》办的《文艺》双月刊最多，共有十来封。从字迹看还似出于同一个编辑之手。我当时曾反复阅读思考这些信件，从语气能揣摩出此人对稿件似有取舍的权责。但来信从未签过个人名字，只署“文艺编辑部”。后来给我发过两次稿，邮寄刊物竟连信也没写。依我有限的阅历，作品一旦被采用，随寄样刊往往会收到一封编辑便签，有的甚至还让谈谈创作体会。这自然是为了便于联系，并不是希图收获一个作者的感激和回报。作者自然更想了解编辑姓名，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份《文艺》双月刊是孙犁先生倡办的，初名《文艺增刊》，其《致读者作者》《辟栏说明》及《更名缩短期刊启事》等，都是孙犁亲自撰写别开生面的精短美文（均收于《孙犁全集》第六卷）。

该刊继承孙犁多年主编《文艺周刊》的传统，重视自由来稿，倾力培养新人，每期目录都在《人民日报》刊登，在全国影响不小。

就在刚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不久，该刊刊发了我的短篇小说《玉琴》，内容是写一个农村支书的媳妇，作为“贤内助”处理娘家宅基纠纷的故事。也许当时在该刊发稿不大容易，所以引起地区文联领导的重视，几次叫我参加文学活动，还把省作协首期作家班的唯一指标给了我，通知我参加省里召开的青年作者座谈会。这两次机会虽因故皆未成行，但我对编发这篇小说的编辑却始终心存感激。因除本地报刊外，我此前只在省报副刊发表过两篇文章，还从没上过较大的文学杂志。这篇发稿使我兴奋莫名，以为摸到了文学殿堂的门槛，也刺激了急于求成的发表欲望，就连续寄稿十几次，但却再也没能发表。幸喜那个编辑每稿必退且附一信，除指出明确的退稿理由，也不吝热诚的鼓励之语。尽管总不署名，但瞅着熟悉可触的笔迹，我对此人似乎有了一些亲近感。

1986年，我到县政府办主管综合文秘，因事务杂乱中止投稿。没料到1987年《文艺》竟然又刊发了我的小说《我是委员》。这篇小说是一年前寄的，如不发表我早已忘却了。印象较深的是还得到70元稿费，几乎相当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

这次发稿与上次相同，只寄来杂志，却未附一字。我尽管不再投稿，但总觉这个编辑有些神秘甚至有点奇怪。他退稿时十分认真，总是不吝笔墨指出瑕疵，发稿后却又显得不冷不热，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

我对这个寿命不长的刊物印象极深，连续订过好几年，而且总以为主编就是孙犁。及至多年后读到孙犁的《记邹明》一文，才知道该刊主编是个叫邹明的人（那时刊物都不印主编责编之名）。孙犁在文章中这样说：“我有时办事莽撞，有一次回答丁玲的信，写了一句：我们小小的编辑部，于是外人以为我是文艺双月刊的主编。这可能使邹明很为难，每期还送稿子征求我的意见，我又认为不必要，是负担。”我这样的基层作者，自然是孙犁所指的“外人”。

《记邹明》，是孙犁晚年回忆文坛故友最长的一篇文章，足有五千多字。他说：“很多外人，把邹明说成是我的嫡系，这当然有些过分。但长期以来，我确把他看做是自己一个帮手。”“他是我最接近的朋友，最亲近的同事，初交以谈，后来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波折变异。”“我这副科长，分管《文艺周刊》，手下还有一个兵，这就是邹明。他是我第一个下级，我对他的特殊感情，就可想而知了。”

谈到邹明的工作，孙犁更是非常肯定地说：“我对他看文字的能力，是完全信赖的。”“我写了东西，自己拿不准，总是请他看一看。”“他的资历、影响，他对作家的感情和尊重，他在编辑工作上的认真正直，在文艺界得到了承认。”

但这样一个好编辑却命途多舛。邹明曾受牵连调离报社，文革后因孙犁力荐才回来主编《文艺》。按孙犁所言，“他的官运不通，可能和他的性格相关，他脾气不好。在报社，第一阶段，混到了文艺部副主任，和我那副科长，差不多。第二阶段，编一本默默无闻、只能销几千份的刊物，直到今年十月一期上，才正式标明他是主编，随后他就病倒了。”令人扼腕的是，邹明1989年冬抱憾离世，倾注满腔心血的《文艺》也同年停刊。他去世后，孙犁先生立即写出长文发于《光明日报》，并多次提醒老朋友们关注此文。他对与邹的友情念念不忘，萦系于胸，以至常常梦见老友相会。据段华所著《孙犁年谱》记载，邹明逝后第二年的7月19日，孙犁在《书衣文》中悲怆记载：“梦见邹明，失声痛哭。”据刘宗武编孙犁的《书衣文录》载：1990年7月19日晨，孙犁又写道“昨晚梦见邹明，似从阴间请假归来探望者，谈话间，余提及已嘱李牧歌将纪念他的文章，及早汇印成书，不禁失声痛哭。邹瘦弱，神色惨淡，似颇不快，余急呼牧歌慰之，遂醒。”由此可见孙犁对他的感情之深，怀念之切。

最近有幸结识孙犁研究的著名专家段华，在其办公室看到许多珍稀资料。他电脑中收藏着多方搜求的数百封孙犁先生和友人的来往信件。他热情地打开几页请我浏览，一封一封如数家珍。这时我突然想到，段华肯定存有邹明的信件和手迹，那些对我认真指点的信件是否和邹明有关呢？于是我用微信图片把两封保存完好的旧信发给段华，他认真比照后，十分肯定地回复：“看了您发来的信函，找到资料，比照很久。从行文笔法上看，《文艺》给您的那两封信，就是出自邹明同志之手。”并用微信发来邹给他的亲笔信叫我反复对照。我兴奋地说这样的信自己有十来封，有钢笔所写，也有铅笔所书，但笔迹是一致的。段华回复说：“如果是同样笔迹，基本可以断定都是邹明同志亲笔所写！”

我心中释然了。自己虽没写出什么有影响的作品，但对那些默默无闻悉心指导帮助过自己的编辑老师应该铭记终生。

这里面自然包括邹明同志。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