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玄教授自1946年起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是研究明清小说史料的知名专家。从我记事起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他家一直住在南开大学西村24号，与我家斜对门。他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中华人民”。其中老三叫朱予人，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初中的同年级同学。由于这两层关系，我称呼朱一玄教授为朱伯伯。


听父亲说，朱伯伯年轻时曾经被错划为右派，不能上台讲课，只能在资料室打杂、干重活，工资收入也相应减少。由于工作劳累，再加之心情不好，感染了肺结核。当时他家四个孩子最小的才两岁，最大的刚过10岁，生活本来就不富裕，朱伯伯又罹患重病，更加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到我上小学时，他的病情才逐渐缓解，生活窘态也略有改善。


在我们初中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朱伯伯是摘帽右派，自然在劫难逃。无休止的抄家、劳改、批斗，折磨得他心力交瘁，可谓历尽磨难。


1969年，我们这一届初中毕业生下乡插队，我和朱伯伯的三儿子朱予人都被分配在河北省阜城县，但是不在一个公社，相距约有二十公里，交通不便，因此来往很少。只是听别的知青说，朱予人插队的那个村子很穷，劳动一年不但不能分红，甚至还需要向生产队里交钱，所以还需要家里父母给予补助接济。当时我想，朱伯伯什么时候能松口气呢？


文化大革命以后，知青陆续回城。我当时在衡水工作。听说朱予人被安排在唐山铁路局的古冶工务段工作。虽然工作辛苦，但是收入稳定，与插队时的困境相比也算是脱贫了。与此同时，朱伯伯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平反改正，他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也都结婚成家，我心里为朱伯伯高兴，他总算过上了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但是，这样的幸福生活没过多久，就听说朱予人在工作中因事故死亡。这个消息对朱伯伯来说无异于是晴天霹雳，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让朱伯伯本就瘦削的面容更加憔悴。


尽管人生如此坎坷，朱伯伯以问心无愧的坦荡胸襟顶住了被错划右派带来的政治压力，以随遇而安、乐观豁达的心态战胜了罹患重病导致的身体痛苦，以常人不可思议的毅力承受了老年丧子的心灵创伤。他老人家始终矢志不移地坚持自己的学术道路，笔耕不辍。以甘为他人做嫁衣的孺子牛精神在中国小说史料学领域独树一帜，著作等身，不仅为三国、水浒、红楼、西游、金瓶梅、聊斋、儒林外史等传统名著编纂资料汇编，还著有《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等十多部专著，共一千多万字。


因为我自幼就认识朱伯伯，在我的心里，朱伯伯首先是一位和蔼可亲、慈祥宽厚的长辈，然后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对晚辈提出的问题，哪怕是无知可笑的问题，他都耐心地予以回答。大约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阅读《红楼梦》时，对五十回中薛宝琴所出十首灯谜的谜底很感兴趣，但是翻遍全书没有找到谜底。一次偶然碰到朱伯伯，就冒昧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对我的好学精神予以肯定，并送给我一本他撰写的《红楼梦人物表》油印本。当年没有电脑，朱伯伯完全靠手工翻阅整理、书写而成，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1997年，《红楼梦人物表》油印本更名为《红楼梦人物谱》，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朱伯伯没有忘记我这个提问薛宝琴灯谜的晚辈，特地送给我一本。他老人家对扉页上的留言颇费心思。因为我家和他家一直是近邻，他和我的父母都很熟悉，我和他儿子是同学，他老人家知道我的小名，但是不知道我大名。他感觉在扉页赠言中不应该用我的小名，但是再询问我的大名似乎也不妥（后来他老人家说，这么近这么熟的关系都不知道大号，不好意思问）。他老人家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我父亲的名字，但是在将书送给我父亲时，特别郑重地嘱咐说，这是送给你女儿的，她喜欢读《红楼梦》，这书给她做参考。收到书之后，我非常高兴，非常感动。当面向朱伯伯表示感谢，朱伯伯回报以谦和慈祥的微笑。他说，写书的目的就是给人看的，你喜欢看就好。


进入21世纪以来，朱伯伯年事已高，身体大不如前，但是老人家依然阅读不止，学习不止，研究不止，并坚持练习书法。一天，父亲在外面散步，碰到朱伯伯，聊天时说起我以同等学力的身份考硕士、读博士，并且已经被聘任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消息。朱伯伯说，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就像是我的侄女。她这么有出息，我也很高兴。隔了几天，朱伯伯托人将他写的两幅字送到我家，鼓励我再接再厉，不断进步。


过了一段时间，偶然看到一篇介绍朱伯伯的报道，得知朱伯伯因为罹患关节炎，各个关节都变得僵硬，手指关节不灵活，写字握笔拿笔很困难，但是仍然坚持写读书写作。我才意识到，朱伯伯送给我的字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写的。我非常感动。我何德何能，竟然得到朱伯伯的如此关心和厚待。


朱伯伯于2011年10月16日仙逝，享年100岁，给后人留下了数量不菲的研究成果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周晓苏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