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淮舟老师是我仰慕已久的著名作家和学者,出版过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四十多部。尤其令我敬佩的是,他始终追随和研究孙犁先生的创作道路,为荷花淀派的形成发展和宣传做出过特殊的贡献。


过去有幸见过冉老师一面,想来将近三十年了。


大概是在1995年,冉老师与杨啸(电影《红雨》作者)、胡业昌(时任衡水市文联副主席)到饶阳采风,为中央电视台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拍摄八集电视专题片《平原诗篇》。我当时在县政府工作,参与过几次接待,但并没有深谈聆教的机会。


2009年,我与文友出版一本《孙犁在饶阳》,就给几位专家学者寄书求教。冉老师立即热情回信,对我们的努力给予鼓励和肯定。


我对名人,多是敬而远之,很少主动拜访。但我在京小住时,女儿的新居恰在莲花池畔,与冉老师所住小区仅一站之路。所以那天我鼓足勇气打了一个电话请求拜访,并冒昧提出索书留念的要求。


几年来迟迟没有联系冉老师,是因为不清楚他的身体情况,担心给他带来麻烦和负担,毕竟他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老者了。但一接听电话,他那响亮的嗓门和清晰的谈吐使我大喜过望,甚至有些吃惊。他说自己起居有度,坚持锻炼,几十项血液指标都很正常,现在正受友人委托看一部研究孙犁作品的书稿,过几天还要到山东参观游历。听我说现在和他几乎比邻而居,他高兴地说:“咱们老家也是邻居,高阳到饶阳——不过一百里。”当我提到曾陪他吃过饭时,他大笑着说:“啊,叫我想想你当时的模样儿!”


冉老师平易近人,当我问他的单元门牌时,他竟然爽朗地说:“你在莲花池公园南门等着,我过去接你!”不一会儿冉老师大步而来,额头上渗着汗珠,他说:“咱找个公园阴凉处说话,到家去还要晒着走二十分钟。”他为出来接我,竟冒着高温走了这么远的路,手中除装书的纸袋外还提着两瓶水。老师虑事之细,待人之诚,令我十分感动!


冉老师开朗、热情、诚恳、直率,把我引为知音,所以话语连续不断。那天下午,在碧波荡漾的莲花池畔,我们促膝执手,竟一直说到红日西坠,波染晚霞。


我们的话题,主要围绕如何学习和研究孙犁先生的作品。他在赠我的新书《欣慰的回顾》扉页上,除写明“同桂同志存正,冉淮舟于北京莲花池”外,还题词:“芸夫耕堂结秋实,天南地北有相知。”被老师引为“相知”,我是倍感幸运的。


冉老师这本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为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策划的“成套装五人集”中的一本。当时全国已出有关各种著述二百余种,但天津人民出版社却选择五位作者出一套纪念文集。丛书总序中说:“这五位作者和他们的著作,分别为冉淮舟的《欣慰的回顾》、谢大光的《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的《东风犁破三千纸》、卫建民的《耕堂闻见录》和我的《忆前辈孙犁》。”序者曾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领导,在众多作家学者中遴选五位而又把冉老师放到前面,由此可见他在孙犁研究领域的地位、威望和影响。


冉老师上中学时即痴迷孙犁先生的作品。那时学校有份《天津日报》,每逢周四出版《文艺周刊》。恰逢连载《风云初记》,他就雷打不动跑到图书馆争抢着先睹为快。当时几个抢看报纸的同学中,就有韩映山、任彦芳等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全国闻名的“荷花淀”派重要作家。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后,淮舟老师仍旧克服困难搜集阅读孙犁先生的作品。《铁木前传》单行本发行时定价只有二角六分,但他却一直没买。有次外出参加篮球比赛,每人三角晚餐补助,他饿着肚皮到书店买了一本,所余几分已不够坐返程的公交。在孙犁先生的作品被批“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情况下,求学期间冉老师却冒着被戴“白专”帽子的风险,多方搜集阅读孙犁先生的作品,并于毕业前夕写出书稿《论孙犁的文学道路》。这部书稿被《新港》编辑部看重,经压缩以《美的颂歌——孙犁作品学习笔记》为题发表。也因此冉老师大学毕业后来到《新港》编辑部任编辑,协助孙犁先生编辑出版了《津门小集》《风云初记》《文艺学习》《文学短论》《白洋淀之曲》《琴和箫》等十几部著作。


孙犁先生一些著作能够顺利出版,作为参谋助手,冉老师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1962年,冉老师曾在肃宁见到几张残破的《晋察冀日报》,上面竟然有孙犁先生未结集的短篇小说《爹娘留下琴和箫》,五千多字,用一个上午时间抄了下来。他还发现一期孙犁先生编辑的《平原杂志》,后留心寻找,辗转北京、天津均再未找到。整整过了二十年,1982秋在保定却意外发现全部六期《平原杂志》,见到孙犁先生写的杂文评论、诗歌鼓词、征稿启事和简约补白,还有一出梆子戏。冉老师把这些资料让做教师的妻子和上学的两个女儿认真抄录一遍,连同孙犁先生发在《冀中导报》上的散文、通讯编成一本《平原小集》。


孙犁先生对冉老师的艰苦付出非常感激,多次写信、著文和题辞表示由衷的谢意。在《风云初记》三集合本上签字:“谢你为此书出版所做的长时间的令人感动的努力。”在《文学短论》新版题记中说:“得病以后冉淮舟同志对帮助我搜集旧作,尽了很大的使人感动的努力。因为他也在从事理论研究,对于编辑这本集子,就表现了更大的热心。”《孙犁文集》出版时,孙犁在自序中写道:“十年动乱,书籍遭焚毁之厄,散失残缺,搜求甚难。幸赖冉淮舟同志奔波各地,复制原始资料多篇,使文集稍为完善充实。淮舟并制有著作年表,附列于后,以便检览。”孙犁先生的老友王林先生也在日记中写道:“孙犁同志得此助手,一生何其幸也。”


谈起和孙犁先生相处的美好岁月,说到对自己的信任和教诲,冉老师难抑激动之情。他几次情不自禁地从我们所坐的凉椅上站起来,恳切地说:“我通过这些工作,学习了孙犁同志的为文之法和为人之道。他的肯定和表扬,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我抱着虔诚取经的心做这些事,真是终身受益!”


冉老师说孙犁先生给他的信札共129封,仅“文革”前就69封。他把这些信件视为珍宝。“文革”开始前,孙犁先生把《黄鹂》《石子》等未发文稿和重要照片交他保存,这自然有些“托孤”之意。冉老师唯恐闪失,把这些东西连同给自己的信件藏在爱人所在的保定。“文革”中保定武斗之风甚烈,爱人又携带这些东西转移天津,因奔波劳累加之担惊受怕,以至不幸流产。孙犁先生的信札,后结集为《幸存的信件(给淮舟的信)》,由长征出版社出版,一部分还被孙犁先生发在报刊。冉老师写给孙犁的一百二十封信,也结集为《津门书简》,2003年由华龄出版社出版。冉老师说:“孙犁同志的赠书、信件、手稿和条幅,是我们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永远保存学习。”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冉老师头脑敏捷,谈锋甚健,加之交谈投缘,竟一直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看到日落西山,他笑着说:“今天净我说话了,没多打听饶阳的情况。以后你常来,咱们接着谈。”分别之时,他还执意往我回去的方向送了很远才转身离去。


看着冉老师挺直宽厚的背影,我想,他既像莲花池清冽湖水之中一枚滚动着露珠的擎雨翠盖,映衬了荷花的美艳,也是一枝独秀的骄人红莲,散发着独特的芬芳和沁人的幽香。


祝冉淮舟老师老骥伏枥,身笔两健!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