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书柜底下扒拉出一张泛黄的《衡水日报》,四版头条是20多年前写的《黑白之恋》,就想说说和副刊的过往。


这事儿需要从头儿说起。



方块字和汉语言的确奇妙。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喜欢上了围棋,打谱摆棋,晨昏不拒,老师批评“不求上进,玩物丧志”;聂卫平擂台赛修炼成佛以后,学校的兴趣班加了围棋,去报名参加,老师鼓励说:“棋有君子之德,修身养性”——从“玩物丧志”到“修身养性”没多远距离,也就是从五(三)班到教务处的那百八十米。


听三国这类评书多了,也知道诸葛亮带兵打仗叫“吊民伐罪”,司马懿兵马一动就叫“陷民水火”。这和大人物的遗孀叫遗孀,小百姓的遗孀叫寡妇一个道理。


明白了这些,对文字就有了兴趣。有了兴趣,就想写几个字,想找个舞台,如同青衣花衫水袖一甩就要开唱一样。


我这人运气一直不错。五年级下学期,学校组织去红旗电影院看《高山下的花环》,要求写观后感,班主任吴佩兰老师说写得好的作文可以上《衡水日报》。那时候耳朵里整天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理解万岁”这些词句,再加上几个后来沦落风尘、当年风头正健的艺人大唱“月亮”“家书”,照猫画虎,写观后感不难。


看了电影,开始写作文。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的明月写上,把“母子情、两地书”写上,把从《岳飞传》里学来的“精忠报国”写上,大声念念,像锅乱炖。电影上的梁三喜、靳开来、小北京、秀儿、赵蒙生……都在心里,从眼到心,距离很近,也就是脑筋急转弯的工夫,可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一肚子话都像是茶壶里的饺子。


正在犯愁,邮递员送来了当天的《衡水日报》,头版上有评论,说的正是《高山下的花环》。当时不懂什么“知识产权”,上来先抄了一段儿,读读觉得还是报上的评论员写得好,又抄一段儿。抄了再读,满心欢喜,觉得可以交差。


果然,语文老师批了罕见的“好!好!好!”这锅夹生饭经过吴佩兰老师修改,成了全校的范文,还推荐给了《衡水日报》,报纸上发了个剪辑版,估计是把报上的原文删了。


这让我美了半个多月。作文能上报,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学生来说,和过年一样。



后来,对日报的副刊了解渐渐多了,因为姥爷在日报社的朋友不少,经常有来往。有一天晚上,一个报社的负责人找到家里,请姥爷帮他们的栏目《聚宝盆》题字。姥爷马上铺纸研墨,连写了七八幅让来人选。报社的人选好以后,要留下180块钱——那时代,这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一个小青工小半年儿的收入。但姥爷没要。


再后来,忙着在衡中打拼,和《衡水日报》副刊好多年没有见面。


再次见面的时候,是从保定放暑假回来,正赶上地区体委办围棋比赛,我的发小儿孔宪耸拿了冠军。我闲来无事,就给他写了篇千八百字的小文,也就是开头提到的《黑白之恋》。虽说在河大也获过几个小奖,但那不过是青春梦话,当不得真,对这篇小文心里没底,抄写好以后,惴惴不安地送到了衡水日报社。


当时的责编是张勇老师。他很雅儒的一个人,总是带着笑意,看了那篇文章以后,他说:文字很有特色,我再看看,欢迎多投稿。


从报社出来,我想希望不大,就约个同学,跑到衡水湖大闸钓鱼去了,稿子的事儿抛到了脑后。毕竟,钓鱼比写豆腐渣稿子好玩儿多了。风生林下,偃卧垂纶,就是消夏的极品。


大约过了一周,孔宪耸兴冲冲跑来,塞给我一份油墨香味儿浓郁的《衡水日报》:“看!四版!头条!”果然!写着我的名字,文字也没有改动。这一回有点儿小激动,因为这次没有抄袭作弊,都是自己的东西,能入编缉老师的眼,心里大畅!


也就昙花一现吧,以后又和《衡水日报》副刊说“拜拜”了,回到保定就如同鱼入江海,乐呵事儿太多,爬格子挺累的,哪比得上下馆子、去舞厅?


回头想想,第二年暑假回来,好像还写了个《仰不愧于天》,是爬泰山的游记。具体写了点什么忘了,总之缺乏真性情,学张岱没学来神韵,学刘白羽没学来气势,四不像。当时文艺版编辑是个美女姐姐,姓名忘了,这个姐姐人倒实诚,说:“同学,这文章你回去改改,文字华丽,中气不足。”我知道这个游记脾胃虚弱,就讪讪而退,回去修改。再送去的时候,姐姐亲自操刀删改,错字错标一大堆,让我害臊,不过还是很照顾同学的情绪,很快刊发了。


这以后,视文字为畏途,二十年不动刀笔,手也懒了,自己几斤几两一称,心里有数了,心也就静了。



金盆洗手,因水热还烫了一下,不敢再写,以免亵渎文字。然而,对于篇章风雅,对于文字美色还是抵不住诱惑,就写几篇日记,或者倚在床上读书的时候,有感觉就写个便笺夹在书里,但原则是:文字疗饥而已,秘不示人。


前文说过,我运气好,在连弱弱地说一句“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也缺乏勇气的时候,又认识了一位衡水报的文艺编缉。


2008年的夏天,在一位老友办的天元围棋学校里,和几个颖异的少年手谈,其实是向孩子们学习,论算路我自然是甘拜下风的。其中一个孩子的妈妈正是报社的编缉。当时,围棋学校的掌门人张向阳说:现在围棋这么火,你写篇围棋方面的文章吧。我就说“好的”,我这人向来嘴快,纪律性原则性稀松,朋友一拱,原则尽失。


当时本来想只写一篇,结果写了篇《棋缘》刊发在《衡水日报》以后,又一口气写了十篇、三万字《江湖十记》。在棋校闲谈的时候,和那位女编缉又做了一点探讨,本来呢,我一般不和陌生人多说话,如果陌生人是位美女,更不说话。但那一次谈得很投机,她让我好好写,回头传一下——这是和副刊的又一次握手。


不过,《江湖十记》写了以后,自我感觉还是娱乐感太强,没好意思给报社,种在了我们自己的菜园子《衡水广电报》上。


过去有个饮料广告说“某风挡不住”,我想运气也应该这样风涌才好。这时候又有贵人现身江湖,送我一支拐棍儿,附带一张门票。


去武强周窝拍片,正沉浸在“闲吟陌上花”的悠然里,忽遇到一位两年多没见面的女神级贵人,慌得我对联也念不下来了,钱镠也忘了。


正是这次相逢,我的日记有了支持者和鼓掌的人。在这位姐姐的帮助下,和晚报的副刊又得以牵手,而且副刊的主任还给了专栏待遇,让我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新鲜、惶恐、兴奋皆有之。两年下来,添了些许自信,这对于我这样一个贪玩儿又胸无大志的人,不啻于久旱之后的一场春雨。这场及时雨让我醍醐灌顶,让我幡然悔悟,让我自新自省,我感激。


“始可以言诗已矣”?似乎不是。


翻看读书笔记,想起一个历史瞬间:21岁的穆罕默德二世驻马君士坦丁,嗅着玫瑰,怅望拜占庭的黄昏,他想什么呢?


缘起的时候,应该有一些远眺,不然,枉自辜负了时光,也辜负了大家的凝眸。


作者:程瑜昶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