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黑龙港流域枣强县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名叫“刘家纸房”。18岁前我没有对村名产生过狐疑。1963年家乡遭遇500年一遇的洪水。洪水不是从村东的索泸河溃堤，而是从村西的平地里横流漫灌而来，老人们说从小也没见过这样大的洪水。人们在村干部的组织下，发疯似地挖土、拆墙、挡护村埝。埝长一寸，水也长一寸，人和水就像百米赛跑一样激烈竞争着。饭顾不上做，啃口干粮继续干！天黑了，人们不敢喘息，还在打着灯笼加固堤埝……

大约是洪峰过后的第3天下午，水势已渐趋平稳。一群有迷信思想的老太太嚷着“关老爷能保佑全村人平安！”领头刨出了关帝庙中土改时埋入地下的关公石像。我时任第二生产队会计，闻讯赶到现场时，见人们已把“关老爷”石像刨出来了。不知是谁首先发现“关老爷”背后有字。当时在场的“文化人”有大队会计张长林、二队保管员张长茂和我，凑过去看那文字。碑文记述了石像雕刻于明万历年间，当时的村名叫“西纸坊”（而不是“西纸房”），属梅章管，以及清嘉庆年间重修关帝庙的捐资人名单。

时至这时，我才知“纸房”的村名是错别字。小时候就听老人们传说，是先有“造纸作坊”，后有几个“纸房”的村名。“关老爷”石像的出土，使传说得到了证实。据县志记载，明朝前就有屈家“纸房”，只不过当时叫甄家“纸房”。那么，造纸作坊的历史则更长。据史载，明永乐六年，“漳河横注”，平地行船，洪水曾漫到衡水县城宝云塔的二层（1963年的洪水，也曾淹到宝云塔的二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的新闻简报《人定胜天》，纪录下了人民抗御这500年一遇洪水的历史）。历史上，洪水曾“淹桃县七年”（衡水古称桃县），永乐十三年（1415年），县城才搬迁到地势高的“范家疃村”（今衡水市区老桥东）。同时，洪灾还造成冀南平原瘟疫盛行，人畜大量死亡，土地荒芜，“千村薜荔人遗矢”。了解了这一背景，就会明白明朝初年为什么会从山西等地大量向黑龙港流域移民。东李“纸房”、刘家“纸房”、梁家“纸房”等村庄，就是在这一时期先后移民来的。因此地有造纸的作坊，所以村庄的名字就叫某某“纸房”了。

“五个纸房”，建村最晚的是西李“纸房”。据考证，西李“纸房”村的土地，原来都是东李“纸房”李氏宗族的。由于索泸河常发洪水，来河西耕种很不方便，所以就在西李“纸房”现在的地方，盖了一些场院屋供人住和喂牲口。李氏宗族的一些大户，还雇了一些长工帮助种地。西李“纸房”的张姓人家，大多是当年来此打工的佃户。枣强学者马金江先生考证说，清嘉庆九年《县志·保甲村名录》上，“尚没有西李纸房或小李纸房的名字，故推测：西李纸房建村应在清嘉庆年之后，至今不超过200年。”

众所周知，造纸不仅要有就地取材的原料，还要有充足的水源。纵观五个“纸房”所处地理位置：地处冀南平原，盛产麦谷，造纸用的麦秸和谷草可就地取材，且资源丰裕；索泸河从五个“纸房”中间穿过，一般来说如水源充足持久，是造纸作坊选址的优选地点。索泸河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冲积扇与黄河故道交接处的洼地，古称 “天下九泽之一的大陆泽”。范围包括现今邯郸市和邢台市东部的馆陶、大名、平乡、威县、隆尧、巨鹿、广宗、临西、清河、南宫等地势低洼县市。历史上这里曾群泉珠涌，水面辽阔，一望无际，为漳北、泜南诸水所汇之地，清凉江、索泸河皆发源于此。1970年秋天，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河北大学仓促从天津迁出。总校迁往保定，文科分校临时迁往邢台市东北隆尧县的一个劳改农场。此地即处于“九泽之一的大陆泽”。水面离地面很近，水井只有五尺深，弯腰就能用脸盆打井水洗漱。当地百姓说叫“跑马泉”，传说王莽赶刘秀时，刘秀的兵马藏在芦苇地里，马用蹄子就能刨出水来。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除此之外，造纸作坊之所以要在这里选址，还因为，索泸河在从枣强进入桃城区的地方转了一个弯，在五个“纸房”中间形成了“嘟噜”似的洼淀。风沙在河两岸堆积起高高的沙丘。上游洪水或下雨的沥水，就常年滞蓄在“嘟噜”似的洼淀里，水深的地方可达五六米。1963年发洪水，河西去河东的几个村庄都需坐船。可以想象，在历史上洪水泛滥、“漳河横流”的年代，这里的洼淀，是常年蓄水的。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每到冬天，我还曾跟着大人们去河里的冰上砸“窟窿”逮鱼。只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下，疏浚开挖索泸河，才变成了今天的地貌。

“纸坊”何时变成的“纸房”？目前尚未看到文献资料。但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大环境和气候的演变，导致造纸作坊关闭。清凉江、索泸河皆发源于古代天下九泽之一的大陆泽，史志上说其“广袤百里，众水所汇，波澜壮阔”。说得再远些，汉朝大儒董仲舒，广川人。《词源》对“广川”的注释是“郡内有大川”。“大川”即指的是清凉江。可以想象，当时的清凉江是条宽阔“波浪翻滚”的大河。但自然环境与气候的演变，使九泽之一的大陆泽逐渐枯竭，发源于此的清凉江、索泸河等河流，也随着大陆泽的消亡逐渐变成了季节性的间断性河流，再后来水也断流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靠沥水滞蓄的“嘟噜”似的洼淀，也就无法长期支撑造纸作坊的用水了。二是枣强学者马金江先生考证说的“房、坊在过去词意区分不严格，常常通（混）用的原因。”三是粗心的史志人员人望文生义所致。造纸作坊的关闭，大约在明末清初。不知在此后的某年某月，某个喝过墨水的人望文生义，顺手把“纸坊”改成了“纸房”。

那么，造纸作坊的遗址在哪里？我自小在家乡长大，1964年至1970年曾在公社当过“借调干部”和半脱产的通讯报道员，围着五个“纸房”做过多次考察，发现在刘纸坊村东北索泸河边上有一处遗址，地里砖瓦碎片很多，至今还可找到，是过去村落或建筑的残留遗迹，很可能是当年造纸作坊的的遗址。

古村名、古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藏着特定历史时期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何研究、保护和传承它们，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建设美丽乡村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为此，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国家文物局，专门公布过多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单，提出要保护、传承和发展古村落传统文化。比如，河南省汝州市有个纸坊乡，史载明初山西韩氏一支，迁居汝州并创办造纸作坊，现为“汝州最美地名”；山东省滨州市黄河边有个西纸坊村，修复了仿古柴窑，被誉为“黄河古村落”。当然，最有名的是北京西城区广安门南滨河路有个白纸坊，不仅建有白纸坊桥，还有条街叫白纸坊西街，以及白纸坊街道等，都是因历史上有造纸作坊而得名。综上所述，我再次呼吁有关部门对五个“纸房”的村名给予考证与勘误，还有700年历史的“纸坊”古村名。

作者：张锡杰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