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川董子园

董仲舒对汉代社会制度设计的贡献

汉初七十年，奉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在社会制度设计方面建树不多，基本上因袭秦朝制度，只是法律制度有所改观而已，因此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孕育着社会危机。武帝登基以后，直面当时的社会问题，广泛听取意见，逐步解决问题，从而使国家的各类管理制度日益完善和优化。在这个过程中，董仲舒的意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概括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的论述，择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家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春秋公羊传》的核心思想是“大一统”，董仲舒以经治国，极力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势力。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国家一统、中央集权上升到天地之道的高度，促使汉武帝下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封土过大、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图谋不轨的社会顽疾。更为可贵的是，“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朝野上下高度认同，《春秋公羊传》的学术思想从此成为国家的主流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得中国有了“久分必合”的独特历史景象。汉代以后，无论出现什么分裂现象，即使是北方游牧部族入主中原，掌握了全国政权，也都要奉行大一统的观念，坚持国家统一和“道统”传承。这种情形与欧洲历史上的蛮族入侵，打断历史传承，分裂为多个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与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中断文明消失更是大为不同。元代、清朝都不是汉族政权，但他们都坚持国家大一统，在社会治理模式等方面与汉族政权大致无异。近代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从朝廷抵抗到民间的遍地反洋烽火，都体现了国家一统的精神力量。其二，大一统的文化体制。秦朝实行文化专制，“以吏为师”，设“腹非之罪”，不允许朝廷法令以外的任何学说流传于社会，董仲舒说秦朝是“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汉代初年，除携书令，各家学说逐渐复苏。但是朝廷提倡黄老之学，儒学虽立为朝廷博士，但并未真正受到重视，基本属于民间学说。这种情况反映到朝廷的国家治理方略，就表现为“无为而治”，中央政权弱化，对内统治无力，对外屡受匈奴劫掠。董仲舒认为这些情况的根源在于，师异道，人异说，教化不统一，政令当然就不会统一。所以汉初七十年间，几次制礼作乐均因争论不休而放弃，对匈奴的方略也是游移不定。所谓“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实行“更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设太学，立儒学五经七博士，在全社会倡导儒学，在郡县设庠和序（即不同级别的学校）实行儒学教育。从此，儒学由民间学问上升为国家学说，成为国家的主流文化。其他各派学说并未因此而灭绝，而是在民间继续发展，因为董仲舒的建议是“勿使并进”，这就形成了儒学为主体其他各派在民间流传的局面，这种格局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才有所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元、清三朝，统治集团均是北方游牧民族，但他们都没有用其本民族的文化作为国家主流文化，而是坚持儒学治国，虽然有所损益，但基本格局未变。最为突出的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北魏政权建立初期，实行鲜卑族原有文化和统治方式，在冯太后谋划和支持下，孝文帝顶住压力决心汉化，读儒学经典，行儒家礼制，使得险些中断的儒学文化传统得以接续。元朝在崖山之战灭亡了南宋政权，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华”，其实大谬，中国传统文化在元朝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有所强化，如书院的发展，在元朝得到朝廷重视，官府给予资助，形成了书院的发展期。清代满族风俗有一些体现在了统治方略中，但清朝的文化主体和治理方式均与汉族朝廷无异。这种历史现象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其他三个均已湮灭，惟独中华文明不仅未曾中断，反而愈益丰厚，影响广远，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化“大一统”，依然是师异道，人异说，没有主流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的传承有序延绵不绝将不会保持，如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也会中断湮灭，也就不会有东亚文化圈和对世界的广泛影响。其三，官吏培养、选拔和任用制度，即早期的文官制度。西汉初期，官吏来源基本有四类情况，高官子弟、战功受奖、年久积累、捐资买官。这样的官吏资源短期内尚可维持，但长久以往必见大弊。

因此，董仲舒提出三点建议，在朝廷设太学，地方设庠和序，广泛培养以儒生为主体的官吏人才；责令地方官每年举荐两名德才兼备的人才给朝廷；朝廷对这些人才详细考察，“量才而授官”这是一套完整的文官制度，历史上称作“察举制度”，到隋朝发展为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先进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极力推崇中国的文官制度，英国设计文官制度时，系统借鉴了科举制度。因此西方教科书认为文官制度起源于中国。其四，限制官吏与民争利。董仲舒认为，官吏的任务是教化万民治理社会，因此朝廷发给俸禄，百姓的任务是兴产置业“皇皇而求利”，因此官吏在得到俸禄的同时不能“置产业”与民争利。他说“天不重与”，上天生万物，但是有角的动物不能有利爪。董仲舒举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公仪休“拔葵出妻”的故事论证不与民争利的道理。他认为“已有大者，不得有小，天数也”，建议“使诸有大俸禄，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他自己身体力行，终生不置产业，被称为“醇儒”。这项管理制度影响深远，当今推行的官员不得经商与董仲舒2000年前的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四，“调均”的经济政策。西汉初年，朝廷奉行无为而治，社会经济以自耕农和手工业者为主，经济政策是放任自由。经过几十年发展，这种自由经济政策的必然走向是土地兼并，两极分化，社会问题日益严峻。董仲舒为汉武帝设计了“调均”的经济政策。他说，“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董仲舒认为，贫富的标准应该以“中和”思想为指导，无大贫亦无大富则社会安定。其实从古至今，所有社会的病态根源全在于两极分化，富则骄，贫则忧。当年董仲舒阐发的这种社会轨迹在以后不断上演，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李奎良   编辑：贾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