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穷山沟到富山村

一条祖传的扁担挑了啥？

——再翻沙石峪留下的数字清单

从古至今，扁担是最普通、也是最常见的工具。只要放在肩头，无论是挑还是抬，都是力量的支撑，体现能力和实力。一条扁担在一辈辈的岁月中，担走了春夏秋冬；在一代代的生活中，担起了喜怒哀乐。当扁担落在沙石峪人的肩上，就不只是一种力量的展示，而是一种时代的担当，凝聚成奋斗的精神，在天地间挺起了中国农民的脊梁。初秋时节，我们走进沙石峪，再翻阅那些数字和故事。

张贵顺：望山叹山治理山

“抬头是山，低头还是山。白天看着山，夜里梦见山。好像这辈子就得跟山干上了！”

今年77岁的李凤忠说，他们村曾是“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四外八庄有话儿“有女不嫁沙石峪”。

沙石峪村位于遵化市城区东南约20公里的山窝里，是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点”。半个世纪前，这个小山村的人民在新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留下惊鸿一瞥，成为闻名全国的“当代活愚公”。李凤忠说，这要感激当年的老支书张贵顺。

当年张贵顺（中）和社员们在田间。（资料片）

因为都是山，沙石峪缺地。全村耕地“瓢一块、碗一块”，亩产粗粮30余公斤，村民靠吃救济粮度日。沙石峪没有井，吃水要到邻村大狼峪挑，翻山越岭往返十来公里。没水少土、一穷二白，村民们叹息：这里养不了人，唯一的出路是搬走。

村党支部书记张贵顺心里也急，望着环绕村庄的大山，他认一个“死理”——腿总比路长、办法总比困难多。他觉得沙石峪村的“病根”有两个：一个是穷，一个是孤。拔掉穷根就得治山，治山就得大伙儿一起干。

1957年12月，张贵顺到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参观农业成果展时，他被山东莒南县厉家寨村整山治水、科学种田的先进事迹打动。毛主席亲笔批示：“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回到村里，张贵顺对乡亲们说：“咱们也要学愚公移山，改造沙石峪！”

“为了过好日子，又有干部领头，没有不愿意干的！”李凤忠说起那段日子挺兴奋，当时他是村团支部副书记。“老书记说，愚公移山是一户子子孙孙干，沙石峪有几十户的子子孙孙，咱们还移不了一穷二白这‘两座山’吗？”村民们深受鼓舞，在张贵顺的带领下，大家开山、劈石，晚上提着马灯坚持夜战两小时。妇女主任赵风兰带领“女将”从石缝中找土垫地，很快建成了当时面积最大的一块地：三亩二分。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村里在地头竖起了一块碑：青年有毅力，一块石头垫块地；老年有毅力，青年地上老头坝。李凤忠记忆犹新。

从此，沙石峪的“家底”厚多了：耕地扩大了150多亩，种植了300多亩松柏林，发展了4万多棵各种果树，粮食总产量近两三年比过去提高一倍以上……1962 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沙石峪人“移山造田”的事迹，周恩来总理看后非常高兴，称赞沙石峪为“中国北方农业的一面旗帜”。

这下沙石峪人的干劲儿更足了。1966年春节刚过，全村的“造田运动”进入高潮，利用农闲时间，组织100名青壮劳力去担土，历经10天奋战，村里又多出了一亩良田。今年83岁的王义春曾是民兵连副连长，当时也是一员“猛将”。他解释了“万里千担一亩田”的来历：“100名劳力每天走10里是1000里，10天就是1万里；100名劳力一天挑一担是100担，10天就是1000担。这一亩地来之不易呀！”

1966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来到沙石峪，参观后满心欢喜地说：“你们干得好！”他称赞沙石峪人是“活愚公”，并高兴地说：“沙石峪改造成这个样，在中国还是少有的。”

的确，因数年的持续治山，沙石峪变了。全村共造良田500亩，较以前扩大了近6倍；开凿出直径17米、深15米的蓄水池，解决了新开垦农田的灌溉问题；27个民兵奋战10个月建成愚公洞，改变了四面环山难出行的困境。

历经十余年的苦战，沙石峪由一个需要国家救济的“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从1957年到1965年，9年共向国家上缴粮食20万公斤。从1964年到1965年，向国家交售干鲜果品8.5万公斤。勤劳勇敢的沙石峪人，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人间奇迹。沙石峪吸引了全国和世界的目光，各地各级1875个参观团、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个代表团纷纷来学习，其中外宾有1万多人，国家元首46位。

这个大山中的小山村，成为闻名世界的“明星村”。

周国军：靠山爱山守护山

进入8月中旬，沙石峪村爬满山坡的葡萄陆续涨红了脸，不少村民带上炊具和生活物品，拖着行李搬到葡萄园的临时住房里。从这时一直到国庆节前夕，沙石峪村每天都有来自京津冀的游客采摘葡萄，村民们时时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山还是那座山。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周国军坦言，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沙石峪的村民们早已从“憎山”转变为“爱山”。几十年来，他们凭着“万里千担一亩田”的那股子“愚公精神”用山靠山，大力发展葡萄种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

周国军（右二）讲述沙石峪的历史和现实。

当年老支书带领村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愚公精神”是不是过时了？周国军说，战天斗地是沙石峪人的本色！他回忆，村里虽然有了土地，但因为土质不好，粮食没有提高产量的空间。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全村开始大面积种植葡萄，每亩收益比种粮食提高了十倍。

“用山，我们其实也走过一些弯路。”周国军说，90年代后期，受“无工不富”思潮冲击，村里曾陆续办起了采石厂、橡胶厂、化工厂，然而村民们发现，腰包虽鼓了，可原本满山的绿色变得灰蒙蒙，粉尘把花苞糊住，连葡萄也失去了生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沙石峪人意识到还是绿色“生态饭碗”最可靠，于是污染企业被陆续关停。2010年秋后，隆隆的机械轰鸣打破了沙石峪村东山的宁静，两台挖掘机趴在山坡上，挥舞着长臂挖出一块块石头，村民张立柱指挥数十名青壮年，用石头垒好坝阶、做成梯田……穿越时空，“当代活愚公”的故事仿佛再次上演。所不同的是，有了现代机械，仅半年时间，张立柱就把从周边流转来的18亩山坡地连成了片，“挖”出了面积为30亩的葡萄梯田。第二年，葡萄喜获丰收。受此激励，土地流转很快在村内兴起，“造田运动”此起彼伏。

像是听到了家乡的召唤，在外务工或做生意的年轻人纷纷回村：35岁的李文龙放弃汽修生意，成为30多亩流转土地的主人；40岁村民李广顺关掉铁矿，专心研究起了种葡萄；46岁的高国利处理了在外承包的山厂，回家一边经营葡萄园,一边开起了农家乐……周国军欣慰地说，村里葡萄种植面积已有近千亩。桃子、李子、柿子、杏等果树见缝插针，使村里的果实采摘季节被最大限度延长，漫山遍野总是绿意盎然。每到农闲时间，村民们都要在山坡地里加固坝阶、清理碎石，愚公的故事一直在延续。

愚公不愚，与时俱进。为全面展现沙石峪人战天斗地的光辉历程，激励后人传承和发扬“当代愚公”精神，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沙石峪村建起了村史馆，此后又将其升级为沙石峪陈列馆，并在广场上立起了由汉白玉制成的周总理雕像，以纪念周总理在20世纪60年代曾两次来村视察鼓劲。沙石峪陈列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吸引了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游客。

藏在山窝窝里的沙石峪名扬国内外，崎岖的山路却成为它的减分项，游客来访，堵车一度成为“家常便饭”。为了变山路为通途，在遵化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周国军带领村民先后修通了贯穿村子南北的主路和西山、东山两条环村路，总长6.3公里。其间，村民们个个摩拳擦掌，主动出义务工，又拿出“愚公”劲头清石、垒坝、建挡土墙……

如今，平整宽阔的柏油路将友谊树、大口井、愚公洞、青年林等景观连成一线，形成了高标准的环村旅游景观带。周国军还带领村民们在路边栽植了万余株海棠， “忆总理”海棠大道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争相打卡。村内3家超市开起来了，10余家各具特色的农家乐红火起来了，各家各户卖农产品的摊位在广场上、马路边摆起来了……这个仅有257户、910口人的小山村，村民们端起了红色旅游“饭碗”，在旅游旺季每天接待游客万余人。

以红促绿，以绿促红，相得益彰。周国军说，村里的千亩葡萄园每年都能被各地游客采摘一空，价格还远高于市场价。全村已实现平均一家一辆小轿车，在县城户均一套楼房，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远高于全市的农民平均收入水平。

回望24年前，85岁的张贵顺因病去世前留下遗嘱：“死后把我埋在村子的北山坡吧，我得看着咱村儿越来越好、越来越富！”

24年弹指一挥间。安眠于北山的老书记，一定听到了“万里继续走，千担永远挑”的声音，看到了全村靠山致富的好光景。他的梦想已然成真。

徐绍震：进山问山领略山

“我是看着父亲的报道、听着父亲的报道故事长大的。”徐绍震的女儿、原唐山晚报热线部主任徐晓健讲起父亲的过往，热泪盈眶。

徐绍震的老家在遵化，他对家乡和沙石峪有着别样的情怀。当他走进大山、面对大山的时候，却有了别样的感觉。1962年，作为党报记者，徐绍震乘汽车、坐驴车、改步行，来到了热火朝天的沙石峪，一住就是几个月。他与沙石峪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虱子成了身上的常客，腿上长了湿疹，脓水顺着裤腿往下流。他在农家炕头与村党支部书记张贵顺促膝长谈，在田间地头和村民们一起挥汗如雨，将笔触伸向青山，将足迹布满山野。他和新华社记者李东升挖掘沙石峪人战天斗地的故事，与沙石峪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62年5月12日，《唐山劳动日报》刊登了徐绍震的《今日愚公移穷山》。时隔半个多世纪，人们在这篇报道的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当年愚公移穷山的火热。

1962年5月12日，《唐山劳动日报》头版刊登通讯《今日愚公移穷山》。

“父亲的报道传递着‘新愚公移山’精神。这种精神在沙石峪人的身上，也在父亲的身上。现在看那些泛黄的老报纸，就好像跟父亲交谈一样。”徐晓健潸然泪下。

在徐晓健的眼中，徐绍震是一座“精神的大山”。她从小在报社的院内长大，记忆中父亲从没按时下过班、按点吃过饭，他总是手握毛笔、嘴衔铅字看着报样，送去的饭菜总会晾在一边很长时间。

“他不是在采访，就是在采访的路上，一走就是几个月，就连我和哥哥出生都没在家。大地震后，他在单位救灾，根本顾不上我。”徐晓健说。

1976年唐山大地震，徐晓健的母亲受伤被送到外地救治，哥哥帮忙救人。本在单位值班的徐绍震就地组织开展抗震救灾，第二天回家看了一下就返回了单位。后来，徐绍震奔赴秦皇岛参与报纸恢复出版工作，8月4日《唐山劳动日报》再次与读者见面。“地震那年我13岁，在废墟里兜兜转转，吃百家饭，睡百家屋。父亲总是在忙，眼睛里都是血丝，他说好多同事在地震中遇难，他一定要把报纸办好。”

徐绍震惜纸如金，亦如沙石峪人惜土如金。沙石峪人众志成城移穷山，而徐绍震父女又何尝不是在报纸这座文山中接续耕耘？“他工作时心无旁骛，每一个纸片都写满了字，我在旁边抄报纸等他。那时候我就想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

1997年，徐晓健圆了记者梦。父亲成了她的老师，要求她一定要脚上沾满泥土，笔下充满真情。父女俩经常探讨新闻稿的写作，做到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父亲还是“特殊读者”，每天都会精读晓健反映民生问题的稿件，提出一些意见。徐晓健用一篇篇稿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热线部收到了50多面锦旗。“我也曾去过沙石峪采访，是踏着父亲的足迹，用心用情写新闻，没有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

2019年，86岁的徐绍震在晓健的陪伴下再次来到沙石峪。看到沙石峪新貌，他感慨万千：“沙石峪变得这么好，以前可不敢想。”从沙石峪回来不久，徐绍震带着对新闻的忠诚和挚爱走了，将自己用一生诠释的党报人精神留给了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