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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北传畿辅发端于其形成初期。

康熙三十五年（1696），桐城派初祖方苞在京师坐馆授徒，收大兴王兆符为徒，是为桐城派北传之始。乾隆十二年（1747），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博野尹会一又拜方苞为师。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姚范主讲天津问津书院，传授弟子颇多，所传桐城之诗影响尤大，钱锺书有“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之说。刘大櫆、姚鼐均有会试京师不第坐馆授徒经历，其弟子门人若何然已不得其详。

桐城派初期代表人物多家贫，有田不能自耕，橐笔走四方，傭文字而易升斗为生计。康熙末期，方苞遭《南山集》之厄入汉军旗籍，李塨恐受诸皇子网罗牵连，有南迁避祸意，二人易子而教后，复有互易田宅之议。近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善本中发现，《宋蒙泉文集》稿本三册有《书张念蓼志铭后》一文，可知，乾隆初刘大櫆之师吴直北游与张劬相交，受其馈赠产业于德州，张劬另遣人料理。吴直在景州枣林庄张氏家塾安心坐馆十年，教授张芬、张度、徐璋等人成名，这是桐城派与衡水地区发生关联的最早记载。

清初士大夫切亡明之痛，有反王入朱，黜明存宋取向，但北人朴悫坚卓，向力行方面发展。衡水儒者初则仍尊王讲学，以孙奇逢友徒为主，稍后颜李学派横空出世，不程朱，不陆王，敢与官方提倡的理学对立，从方苞、李塨为文相互诘难中可知，颜李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衡水儒者多行实学，桐城派在此间很难立足。直到经曾国藩一番改造，理论不断扩充完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才广泛传播到衡水地区。

咸丰九年（1859）十月至十一年（1861）正月，方宗诚在直隶按察使吴廷栋幕府授经兼任衡水桃城书院山长，到同治九年（1870）实补枣强知县，十年二月到任，光绪六年（1880）六月十三日卸任，其在任上建正谊讲舍、敬义书院，刻枣强先贤遗著，集诸生会讲，开始传播桐城古文。

同治十年（1871）六月初十，吴汝纶到任深州，十二年三月十四日丁忧去职。深州期间吴汝纶传贺涛、弓汝恒、贺沅、阎志廉、贺嘉枏、郭增庆、张廷桢、弓汝昌、常熙敬等数十弟子以古文义法而成大观。光绪十年（1884）五月，贺涛拜在莲池张裕钊门下，尽得张吴两家之学，张裕钊的莲池讲席，也是吴汝纶请于李鸿章及署理总督张树声，劝驾北来的。

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吴汝纶补冀州直隶州知州，初十接印视事。十五年二月，吴汝纶卸冀州任，任莲池书院。冀州期间聘王树枏、范当世、贺涛、赵宗抃、贺嘉枏任各书院山长，桐城古文学派真正意义上大兴于衡水地区。

桐城之诗北传大兴范当世北来冀州。南通范氏是“十三代传诗”的书香之家。范当世十四岁应州试，名列前茅。学政按试南通州，范当世得卷后迅速作完交卷，学使爱其才而短其狂，有意压制他一下，没有录取，第二年才再次按试才将他补为诸生。后来九次参加乡试不得一第，潦倒终身。范当世起初是张裕钊的得意弟子。

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范当世来到冀州州署，吴汝纶与其初次会面。张裕钊随后函至，有“近所得海内英俊之士，惟肯堂及贺松坡。松坡，深感阁下遗我奇宝，今肯堂又得亲承教益，尤为喜幸，伏望一铲去宾主形迹，勖励而教诲之，俾得有成，亦我公一大功德也”等语。随后张裕钊又复函范当世百般叮咛，函云“得手书，知已至冀州，喜慰无已。挚甫公才、学、识三者十倍鄙人。足下得所依归，望益锐意精进，以副鄙怀，幸甚”。上一年，吴汝纶将得意弟子贺涛荐于张裕钊门下，范当世此次北来为吴汝纶所请幕宾。张裕钊爱徒心切，恐吴汝纶格于宾主关系，不肯传授指导范当世，故拿贺涛说事，逼吴汝纶就范，此亦张吴易徒而教的一段佳话。

五月底，范当世北赴保定莲池书院拜谒恩师张裕钊，请益数日，六月初七张裕钊致函吴汝纶“连日与肯堂谈，极乐。惟从我之日短，而从公之日长，中心不能无不平耳”，大有被吴汝纶夺去爱徒，不舍之意。

吴汝纶的诗学以姚鼐所选《今体诗钞》、曾国藩所选《十八家诗钞》为后学唯一正鹄，其诗学观点与张裕钊接近，推崇施闰章、姚鼐、郑珍三家，主张学诗从黄庭坚入手，反对荡灭法则的性灵诗学。范当世诗学先受张裕钊指导，冀州四年在吴汝纶的指导下，其诗学观念基本形成，后又多年致力于桐城之诗。范当世冀州所传弟子众多，以得诗文义法著名者依次为南宫李刚己、新河孟有麐、武邑吴镗、衡水刘乃晟、冀州阎凤华、南宫刘登瀛、武邑魏兆麟、南宫于凤阁、南宫于凤鸣、枣强步其灏、枣强步其诰、枣强步以绅、枣强步以庄及冀州吏目秦昌五之弟姜良材、武邑训导程熙之子程芝龄、新河知县言家驹之子言謇博等人，形成了晚清诗坛一大群体。其中尤以李刚己为侪辈领袖，张裕钊也目为“圣童”。范诗贺文为晚期桐城名家公认。

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贺涛参加会试，中式十四名贡士，三月顺天学政按临大名，贺涛不及殿试，回大名县主持院试。光绪十三年，王树枏中式进士选官而去，信都书院院长席位空缺，吴汝纶费尽周折，将贺涛由大名县学教谕改署冀州学正兼任信都书院院长。从此在冀州教学十八年，及门弟子以百计，著名者如李谐韺、赵衡、于邦华、于振宗、胡庭麟、魏履礽、黄锡龄、尚椿莪、齐立震、李书田、王宗佑、李景纲、高俊浵、魏兆麟、魏维桢、魏世麟、步以庄、步以崚、步以韶、栗如桐、李青峰等。

贺涛在晚期桐城派群体当中古文成就最高。吴汝纶之侄吴君昂认为贺涛于“张吴门下，杰出冠时，无与抗者”，“及其为文，通微合天，精能窈渺，突过师传”。贺涛的另一个弟子邢之襄，最早提出古文不能适应新学的普及教育，窒碍科学、哲学等学科的学理输入，主张废除古文，在日本发起“冀州留学生同人公启”，直接促成了贺涛的去职。但邢之襄也认为贺涛“其为文章，卓然自立一家，张吴咸推重之”。贺涛得张裕钊、吴汝纶两家之学，真正意义上完成了桐城学派直隶本土化的进程，是著名桐城派古文大家，徐世昌编纂《明清八家文钞》，将贺涛列为八家殿军。钱基博认为“武强贺涛，北方之强，得法汝纶，而步趋韩轨，特为朴厚，章妥句适，自然雄肆，不同曾氏之为缛瑰，亦异张吴之少遒变，浑灏流转，大力包举，以视师门，可谓出蓝”。

吴汝纶到保定莲池书院后，所传得意弟子大多以深冀二州士人为多，尤其是开设西学课程，入院就读的多是冀州子弟。庚子以后吴汝纶送独子吴闿生东渡游学，一同登舟的是南宫邢之襄、深州李检。吴汝纶身后是安平阎志廉长直隶校士馆，阎志廉早夭后改为直隶文学馆。光绪三十二年（1906）贺涛出任馆长，直到宣统二年（1910）陈夔龙札撤文学馆，贺涛讲学五年，可以说当时掌直隶一省学术的都是今天的衡水籍桐城弟子。

胡阿祥著《桐城文派作家的地理分布与区域分析》一文中统计“清代河北全部119名古文作家，张吴门人弟子竟达103人”。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十专记师事及私淑张裕钊、吴汝纶弟子184人，直隶籍103人，其中今天衡水籍52人。

民国后吴闿生及其弟子贺培新在家传授桐城诗、古文，门下弟子也多是深冀二州世家子弟。

近代新式教育是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学制后，学部依此制定壬寅学案、癸卯学案而在全国推行。衡水地区的吴门弟子积极响应，是全国最早在各个乡村遍开小学堂、蒙学堂的地区，系新式教育的发轫之地。据宣统元年（1909）教育资料统计，两所中学堂——冀州中学堂、深州中学堂升入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人数高居一省之首。各县高等小学堂都是选用留学深造的本县宿儒等桐城弟子主持，初等小学堂尤为突出。其中，枣强县官立2所、公立238所、私立8所，每个官村平均一所。于邦华在枣强办学功高，以廪生身份当选民选议员入资政院；直隶学务处下文褒奖安平县，说安平县的教务“凌驾津保”之上。同时衡水籍桐城弟子为全省各专门学堂、师范学堂、中学堂、各等小学堂输送大量人才，主持其间，推动新式教育。到宣统末年，直隶七岁至十五岁学龄入学率10.832%，而衡水地区各县粗略统计平均在25%以上。

吴汝纶再传弟子张恩绶、高俊浵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任校长期间，培养了李大钊这样一位革命领袖，并选送他出国留学。在日本留学的吴门弟子枣强赵子谏村齐立震，协助李大钊办理入学食宿等相关事宜，李大钊就义后，他的同宿舍学友冀州李青峰为他办理身后诸事，侠义可风。李大钊的学弟弓钤，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中学班第三班就读，后所有中学班转入南开中学毕业，李大钊介绍他首批加入北洋法政学会会员。受李大钊影响，弓钤加入共产党，并在安平台城家中成立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需要说明一下，弓钤的祖父就是吴汝纶的开山弟子弓汝恒。张恩绶在任校长期间积极将深冀二州拳师引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南开中学、清华学校出任体育教员，将吴汝纶“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的新式教育思想付诸实践，这也就有了周恩来总理向韩慕侠学习形意拳的一段轶闻。

衡水地区近代廉政文化、水韵文化、商业文化等等几乎都与吴汝纶的政教息息相关，总之，研究近代衡水历史，吴汝纶与桐城派北移是一个绕不开的重大关节。

作者：田卫冰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