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时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打麦场,老百姓叫做场院。场院一般都是在村边的废弃地上。建场的时候,要先用耙将表层的土疏松,然后泼水、撒麦秸,再用碌碡轧平。这个过程老百姓叫做“杠场”。杠过的场光滑平整,经过晾晒,十分坚硬,不易起土扬尘,最适合打轧庄稼。


每年麦收之前,都要杠场。场院里堆满了麦捆,尖脚老太太和孩子们干不了重活儿,就在场院里晒麦子。她们把捆麦子的草绳解开,一抱一抱地将麦子撒匀,在日光下曝晒,等把麦子晒干了,男人们便用牛拉着碌碡一圈一圈地轧。晒麦子是个辛苦活儿,正午时候,阳光越毒,人们越得不住地翻场,把麦子晒得透透的、干干的。这些老太太们戴着草帽,脖子里搭条毛巾,一个个汗流浃背,脸上的汗水随擦随滴答,让人不由得想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但是,她们都是累并快乐着的。那一滴滴汗珠就像一粒粒金色的麦粒儿,熬渴了一年的人们,眼见就能吃上白面馍馍或凉面条了,谁打心眼里不高兴呢?


场院的景色是多彩的。如果说麦收场里一片金黄,颜色有点儿单调的话,那么,秋季的场院就是一张放大了的调色板,五颜六色把枯寂的场院装点得异常漂亮。秋风送爽,各种粮食陆续闪亮登场。金灿灿的玉米(俗语叫棒子),黄澄澄的谷黍,红彤彤的高粱,黑褐色的绿豆秧,灰黄色的大豆秸……堆满了场院的角角落落。由于五谷的成熟期不同,因此秋天的场院不像麦收时节那样只有五六天即匆忙收场,战线拉得很长,从处暑可以忙到霜降。所以,这时的场院是村中人气最旺、最热闹的地方。白天,人们在场里干活儿,晚上还要加班——多数是扒玉米皮、打玉米粒。吃罢晚饭,随着集合的钟声落地,人们便陆陆续续走向场院。无论男女老幼,大家盘腿而坐,刺啦刺啦地扒着棒子皮,金黄的棒子伴随着人们的欢声笑语堆成了一座金字塔。尽管夜风有些凉,棒子皮上沾满了露水,手指头冻得发僵,但大家仍然是精神抖擞,用嘴里的热气哈哈手,不时地说着玩笑话。一阵阵笑声惊碎了天上的星星,落下一片银光。打棒子的时候更热闹,几十口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木棍,噼里啪啦地往玉米堆上砸,棒子粒稀里哗啦落了一地,那声音真像打机关枪一样脆生。


场打完了,场院又冷落下来。场院里堆了几垛麦秸和干草。这些都是牲口的饲料。麦秸垛上大下小,为防止雨淋雪浸,顶上都抹了黄泥,形状就像一个个粮囤。所谓干草,并非真的是晒干的草,而是对谷秆的称呼,有的牲口棚里盛不下,也临时放在场院里。谁家的大公鸡领着一群鸡在场院里觅食?它们一边刨着麦秸垛底下的麦粒儿、小虫,一边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四周,警惕性很高。有时也会飞来一些家养的鹁鸽,它们不停地“嘚咕嘚咕”地叫着,啄食的时候看似漫不经心。麻雀的胆子最小,它们一落就是一大群,蹦蹦跳跳,啄食着落在场上的麦粒儿、谷粒儿。一有人来,便“嗡”的一声腾空而起,有时飞到远处的树上,有时落到麦秸垛上,黑压压的一片,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似乎在诅咒谁打破了它们的美梦。人一走,又“呼呼噜噜”地返回来,落在地上继续觅食。


这时的场院成了儿童的乐园。他们有的拿着竹筛子、网子、弹弓来捉鸟儿,有的玩捉迷藏、磕铁坨、老鹰捉小鸡游戏。淘气的孩子们把干草垛或麦秸垛掏出一个窝来钻进去,外面再掩盖好,让伙伴们来找,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为赢,找不到算输。


夏天,人们买不起蚊帐,屋子里又热,场院便成了天然的消夏“胜地”。晚饭以后,人们拿着蒲扇,袒胸敞怀,到场院里乘凉。老头儿提着马扎或小板凳,老太太夹着蒲团儿,年轻人则扛着用麦秆编制的篙件铺在地上,仨一堆、俩一伙儿唠着闲磕儿。他们山南海北,天空地阔,漫无边际地侃着大山。老太太们自然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一坐下就说着锅碗瓢勺锅台上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话,继而范围越来越广,一直说到谁家的孙子定了亲,谁家的媳妇不孝顺……老头儿们叼着旱烟袋,慢悠悠地谈论着农事年景以及村里的旧闻轶事和神鬼故事,听的人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毛发悚然,有时还热烈地争论着、讨论着,你说是真,他说是假,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最终哈哈一笑,谁也不忘心里盛。而我最喜欢老人们讲天文,有知识的老人一边指点着星星的位置,一边告诉我:北斗七星在哪里,南极六星在哪里,哪是银河,哪是牛郎,哪是织女。渐渐地,夜深了,天凉了,大人们都回家了。剩下小孩子们在篙件上铺开被褥,躺在上面数星星。那时的星星仿佛格外大,格外亮,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每年三伏挂了锄钩农活闲了,村里就请来说书的,这时的场院又成了文化广场。太阳一落,性急的人来不及吃饭,就拿着凳子去场院占地方。等天一擦黑儿,场院里就挤满了人,不光是本村“倾巢而出”,连临近村的人也赶来听。说书的以唱西河大鼓为多,一般男女三人,拉弦的多数是盲人,说书人常常拿他们当噱头,博得人们的笑声,我总觉得不太道德。但是,为了糊口,也只能这样。道具十分简陋,仅一灯一桌一椅一鼓一弦而已。看人到得差不多了,说书人一手打着扁鼓,一手晃动着云板,两块半月形的铜片伴随着咚咚的鼓点叮叮当当地响着,再加上吱咕吱咕的弦子声,把人带进一个奇妙的境地。“今天晚上咱不把别的表,单说那西南上又来了一位马能行,你若问这是哪家哪一个?他就是那个一根弦、二不楞、兔子大王惹祸精、打虎太保、包圆大将、矬子崔三胡延平!”人们随着说书人的语气表情,时而和风细雨,如泣如诉;时而慷慨激昂,似歌似舞;时而万马攒动,刀光剑影;时而花前月下,儿女情长。说的回目主要有《五女兴唐传》《杨家将》《呼家将》等,深受人们欢迎。大鼓书说得好的,抑扬顿挫,声情并茂,一开口即博得满堂彩。常常是这村说了那村请,说书的走到哪里一些着了迷的年轻人就跟到哪里,头晚听了,第二天干活儿还在津津有味地讲述着那些有趣的情节。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下乡进一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场院理所当然成为露天影院。在场院的两棵树之间,拉起一张银幕,正面的人坐不开了,很多人就站在银幕反面去看。那时的电影比较单调,主要是新闻纪录片、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南征北战》《车轮滚滚》等几部国产片。后来陆续引进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广阔的地平线》《脚印》、朝鲜片《摘苹果的时候》《卖花姑娘》和罗马尼亚片《多瑙河之波》。有的影片尽管看了N次,但人们还是百看不厌,有些台词甚至都能背下来。电影散场了,有的嘎小子故意用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著名台词朝着姑娘们说:“漂亮的脸蛋能出大米吗?”


作者:宫瑞华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