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褪色的南下记忆


——寻访冀东入湘老干部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4月,党中央一声号令,百万雄师过大江。


冒着尚未散尽的硝烟,大批北方干部随军南下,进入新解放区,剿匪反霸、筹粮支前、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发展生产,为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其中,3000名冀东入湘干部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湘江北去,岁月如歌。当年意气风发的青春少年,如今已是华发满头的耄耋老人。


摊开历史的掌心,轻抚每一个细小的纹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老人们的讲述中,如同一幅壮美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在冀东南下干部路福贵家中,老人展示一张1949年5月21日出版的《冀东日报》。 河北日报记者 王育民摄


南下!南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88岁的路福贵老人原籍唐山市丰润区,现居天津。20多年前他卸任湖南省环保局副局长职务离休,几年后回到北方同子女一起生活。


近日,见到家乡记者,老人十分激动,颤抖着双手拿出一张已被塑封的旧报纸。


这是1949年5月21日出版的《冀东日报》,报纸二版右下角,是《冀东南下工作队第一批录取队员177名名单》,路福贵的名字赫然在列。


报纸泛黄,记忆犹新。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发表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最后的斗争。”路福贵说。


当时,解放战争正迅速向南推进,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和战略决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即将解放的南方地区做好充足的干部人才储备。按照统一部署,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天津和东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紧急动员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准备进入新解放区开展工作。


“那时我正在河北省立唐山中学念高一,得知这个消息第一个报了名。”路福贵颇有几分自豪地告诉记者。


根据中央指示,冀东区党委作出从区党委机关到地、县、区的干部一半留原地、一半下江南的决定,再加上冀东建国学院学员和新招收的青年学生,共抽调3410人,组成了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后分赴湖南和广西)。


1949年5月25日,冀东南下工作总队自唐山市开平镇集结出发。路福贵记得,当天,在全城7000多名各界群众的热烈欢送下,他和战友们一路高唱革命歌曲,踏上了南下征程。


从河北唐山到湖南邵阳,路福贵所在的南下干部队伍累计行程2500余公里,历时135天。一路上,解放军在前冲锋陷阵,南下干部紧跟其后。


“那一路,天上有敌机骚扰,地下有匪特黑枪,加之当地空气潮湿、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在路福贵记忆中,南下之路备尝艰辛。


“解放军进军两广、云贵、川藏,邵阳都是重要通道。”路福贵记得,1949年秋冬,共有20余万大军在邵阳过境和休整。为了供应粮草,南下干部们共同努力,在两个半月内,共筹粮982万公斤,保证了20万大军的供给。


“当时,三湘大地虽然已是解放区,但乡镇却仍是伪乡长、保长、甲长专横跋扈的天下,征粮难度可想而知。”路福贵至今清楚地记得,他的好友崔葆成(河北丰润人)南下后在隆回县担任支前干事,为完成征粮任务,自告奋勇深入到匪首盘踞的滩头乡开展征粮工作,于1949年10月24日被匪徒杀害。好友阎振远(河北滦县人)南下在武冈县二区政府工作,他率队深入到寥清乡剿匪征粮时被100多名匪徒包围,为掩护群众,身中20余刀……


“他们用黎明般年纪的鲜血,染红了江南大地的黎明;他们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却还没看到天安门上太阳升……”回忆这些片断,路福贵老人又一次泪沾衣襟。



在湖南省长沙市,年近90岁朱静轩展示一支“金色帽”钢笔。这支钢笔是他南下到湖南获得的第一份荣誉。河北日报记者王育民摄


建功立业,愿把他乡作故乡


在湖南省新物产集团一间老旧简朴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冀东南下干部,原湖南省物资厅党组书记、厅长朱静轩。


“少年跟党走天下,枪林弹雨经考验。走北闯南不畏艰,驰骋江山七十载……”朱老吟诵起自己写的一首诗,他说,这是自己大半生南下革命生涯的写照。


虽然已是90岁高龄,朱静轩老人坐姿挺拔,身上半旧的中山装平整笔挺,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金色帽”钢笔。


“这是我南下湖南获得的第一份荣誉。”从胸前小心翼翼摘下钢笔,朱静轩告诉记者,这是1951年自己被评为零陵地区特等模范工作者获得的奖品。


1950年7月,朱静轩所在的零陵专区祁阳县文明铺区久旱未雨,禾苗大片枯萎。


“当地群众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不组织车水抗旱,而是抬菩萨、耍龙灯求雨。”朱静轩回忆,当时有干部工作方法简单,推倒了菩萨,“这下可坏了事,反动分子借机造谣生事、煽动数百名群众企图制造暴乱。”


“硬碰硬不行,得以理服人。”时任文明铺区委书记的朱静轩冷静决策,耐心劝导,终于分化瓦解了暴乱队伍。


“有什么诀窍?那就是讲道理,一遍不行十遍,十遍不行百遍。”朱静轩说,最后,南下干部们个个都在群众工作中练就了磨破嘴皮操碎心的基本功。


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建设委员会主任、省建设厅厅长,94岁的王润民同朱静轩是“老伙计”,对当年南下工作的艰辛同样深有体会。


“一百来人的干部要管理十几万人的新解放区,暗处还有几千土匪作祟,不容易!”王润民说,对于南下干部而言,南下初期最大任务就是有效接管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并把它改造过来,成为新中国的可靠根基。


接管政权靠什么?“靠好的政策赢得民心,靠赢得民心赢得胜利。”王润民说,那时候,只有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才是最安心、最安全的。“我们总能第一时间接到群众密报,得知土匪身份和行踪。”王润民笑言,原本是我们南下干部在明处,土匪在暗处,有了群众的支持,那些原本在暗处的土匪都“摆在了明面上”。


正因如此,那时的南下干部也最愿意到基层一线去、到群众中去。王润民回忆,有一位唐山青年干部,组织安排他在地委机关工作,他不同意,要到隆回县;县委又安排在县委机关工作,他还是不同意,直到最后安排去区里当青年干部才满意。


从初期的接管建政、剿匪安民、征粮支前、减租反霸,到后来的建粮仓、修水库、办工厂、挖煤矿,南下干部不仅为赢得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也为解放初期湖南省恢复国民经济、顺利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


资料显示,1953年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以后,大批冀东南下干部服从国家需要,转战工业战线,刻苦钻研新业务,白手起家办工业,艰苦奋斗建工厂,很快成为工业领域的行家里手。



在湖南省长沙市,94岁的王润民一边翻阅回忆录,一边讲述从冀东南下至湖南的艰苦历程。河北日报记者王育民摄


初心如磐,南下精神永放光芒


“上世纪70年代,我有了第二次南下经历。”拿出一张赴广东“取经”时的照片,朱静轩自豪地称自己为“双南下干部”——第一次南下为解放,第二次南下为开放。


朱静轩解释说,当时,湖南的煤炭和禽畜大批量供应广东,但仅为“内部消化”。“要是通过深圳让这些物资出口,岂不更好?”时任郴州地委副书记、常务副专员的朱静轩立即行动,通过层层请示批准,于1980年在深圳设立了办事处,不仅推动物资出口,也开始为湖南引进外部投资。


如今,年过九旬的朱老离休不离岗,目前仍担任着省老科协会长,为第二故乡湖南奉献余热。


在朱静轩的办公室里,最醒目的是墙上一幅图文并茂的展板,上写“发展特色红薯大有可为”。朱静轩告诉记者,这是前几年自己同老科协的同事们一起搞的科技扶贫项目,如今,这些引进的高产、高淀粉特色红薯新品种已推广至全国17个省市。


“1996年离休后,我被湖南省委聘为党史联络员,从那时起就开始写回忆录。”路福贵认为,积极留存宝贵的南下历史资料是对南下精神最好的传承。


多年来,这位老人先是手写笔录,后来又熟练掌握了电脑打字,相继以回忆录、博客、诗歌等形式,写出并发表了100余万字有关南下内容的党史作品。2013年起,路福贵老人致力于寻找无名烈士、告慰牺牲者英魂,历时三年已经为100多名无名烈士找到了“家”。


“去年5月,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把我拉进了‘河北省南下干部历史资料征集群’,我终于真正回到老家啦!”路老操着浓浓的唐山口音兴奋地告诉记者,语气中满是对故乡的挂念。

来源:河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