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列为后四大须生之一的京剧大师奚啸伯，生前曾多次来冀州演出，他最爱吃且百吃不大厌的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小吃——冀州焖饼。一份焖饼放在他的面前，不用品尝，凭色味，就能知道是否正宗，可谓冀州焖饼的“超极粉丝”。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同为京剧大师的谭富英和奚啸伯还属于“同行是冤家”的关系，两人整天唱对台戏。一天，谭的管事拿着“谭富英”三个字的大片子去敲奚家的门，说我们谭老板想请奚四爷到家坐坐。奚说：“真不巧！我有个约会，得马上走。”当场谢绝。没隔几天，谭老板又请奚四爷到家坐坐，奚啸伯同样是婉言谢绝。第三次，谭老板又让人来请，奚啸伯有点招架不住了，便索性前往。到了谭家，谭点烟请茶，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奚老板，您这一年唱下来，觉得累不累？”奚啸伯心里“咯噔”一下——“莫非这谭老板是要找茬叫劲了？”心里虽这么想，嘴上还是不紧不慢地说：“不累，不累。”谭轻轻一笑：“您说的不是心里话。我都累趴下了，您能不累？咱们俩唱了多少日子的双出了？您多挣钱了吗？还不是那么些包银吗？天天满座，钱都到哪儿去了？这里头的事您不懂，您是外行。叫我说，从今儿起，听我的，咱们俩合作，就唱一出，你我都唱个明白，跟那些拿我们赚钱的人对着干！”这下提醒了奚啸伯，连忙给谭作揖致谢。


此后，谭奚二人成了莫逆之交，并共同走向了事业的辉煌，常常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做商业演出。其中奚啸伯成了冀州码头李镇的常客。当时的码头李镇是方圆百里的水陆要塞，尤其是水路，上通滏阳河的上游邯郸，下达滏阳河的末端天津。这里每年“惊蛰”前后开航，至“大雪”停运，航期多达280多天。由于是码头重镇，在近两千多米的河岸线上，每天都有上百只船停靠，或装卸货物、或调察商机、或吃喝小住。据说当时码头李最有名气的是“五大楼”，即“万兴”“福合”“新丽”“月乐”这四大酒楼和街市中心的大戏楼。这里每年的农历五月和九月各唱7天大戏。那真是商贾云集、百姓齐聚。


码头李镇万兴楼的掌勺人是冀州区傅官村的刘立平(1889—1963)，他不但炒得一手好菜，还能做出满汉全席，并且对做焖饼有其独到的手法。也正是他的焖饼获得了奚啸伯的“芳心”。凡来码头李演出必由万兴楼提供餐饮，张口就是“万兴楼的焖饼”好吃。而他下榻的地方恰恰在福合楼附近。因为万兴楼的焖饼出名，这可刺激了福合楼的老板，他逢人就说，我福合楼上的焖饼哪点比他万兴楼的焖饼差！因此，他总惦记着有朝一日能顶替了万兴楼。一天正下大雨，觊觎已久的福合楼老板认为契机来了，他想，下这么大的雨，我看你们怎么去万兴楼取饭。恰在此时，负责为奚啸伯订餐的伙计正站在门口看着天空中的大雨发呆，福合楼老板立刻明白了小伙计的心事。一边打招呼，一边朝他摆手，示意让他过去。这正中小伙计的下怀，于是小伙计就在福合楼为奚啸伯定了焖饼，不但少花了钱，而且还得到了小费。焖饼端到奚啸伯跟前，奚啸伯先是迟疑一下，后是小口品尝，刚一咀嚼，脸色就沉了下来。他筷子用力朝桌上一放，说：“不对味儿！这肯定不是万兴楼刘立平做的焖饼！”小伙计自知心虚早已躲开，在场的人们则是一脸尴尬，无言以对。此事经小道传播，更加使刘立平的焖饼名声大噪。后经人们演义，还编出了顺口溜：“码头李吃焖饼，呱呱叫的刘立平。福合楼想抢行，奚啸伯不吃丢一旁。”


自打那事以后，刘立平更加注重了焖饼的制作工序，并将这一手艺传承给徒弟杨占长（读音“常”，1928——2000）。杨占长是邢台市新河县人，1948年在码头李万兴楼出徒后掌勺，并定居镇上。1966年邢台地震波及冀县（今冀州），周恩来总理到冀县码头李视察，杨占长就亲自为周恩来总理做了“焖饼”，受到周总理的称赞。当周总理听说当年奚啸伯罢吃焖饼的事后，哈哈大笑，说：“我不会罢吃的，我是人民的总理，只要是人民做的饭菜我都吃。不过这给我们一个启发，凡事都要用真功，你做得好，自然就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你们冀县过去属古冀州，我看这焖饼应该叫‘冀州焖饼’。”当时在场的领导记下周总理的指示，从此冀县的焖饼定名为“冀州焖饼”。改革开放以后，冀州经济迅速发展，“冀州焖饼”的名声也远播海外。至今已有俄罗斯、美国、日本、以色列等20多个国家的客商和友人吃过正宗的“冀州焖饼”。2016年，杨占长之子杨运华、杨运中两兄弟在冀州区和码头李镇主打“冀州焖饼”的饭店，被衡水民俗文化协会评定为“衡水特色民俗产业”。



【手艺】


做“冀州焖饼”，需用一个厚5到8mm的铁锅，或将普通铁锅的外部糊一层泥，目的是让锅受热慢、散热慢，不糊锅。所用的饼条也需分层细切，整个顺序是：“炝锅炒菜（肉）——加高汤（猪、牛、鸡骨混合熬制）辅料——翻炒后放饼条——盖锅入味、翻勺出锅。”无论是素焖、肉焖和黄菜焖饼（即鸡蛋焖饼），亦或是鸳鸯焖饼（一素一荤），均色泽黄亮，形体松散，香味扑鼻，口感松软，且不失筋道。


作者：吕乃华

编辑：刘汇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