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大美湿地 共享生态福祉

——第二届衡水湖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发言集锦

衡水湖鸟瞰。王铁良  摄

编者按：

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

近年来，衡水市将衡水湖湿地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一项课题进行研究探索，取得初步成效。

10月25日，在衡水学院、衡水滨湖新区管委会和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有关部门牵头协调下，第二届衡水湖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如约而至。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再次齐聚衡水湖畔，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特别是湿地保护的前沿议题，建言献策、集思广益，为推动衡水湖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特将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吴丰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士）

——主旨报告《我国新污染物治理科技需求的思考》，系统阐释了我国新污染物治理的现状、存在问题及破题举措。

环境保护工作，是“三分治、七分管”。

新污染物治理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战场和未来，而目前得到有效管控的污染物尚不及环境中新污染物的1%。从科技需求的角度看，新污染物治理难度大、技术复杂程度高，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科学与技术难题。

目前，我国在新污染物识别筛查与监测、管理和法律法规、生态与健康风险评估技术体系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可以发挥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开展系统有组织的重大科研项目。从战略布局角度而言，可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急用先行、分步实施。

未来5年，应聚焦基础性、前瞻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储备，夯实新污染物治理与管理的科学根基。

新污染物治理研究工作的独立自主性以及服务国家治理需求，要形成一批“筛查—评估—管控（替代、削减、治理）”相关技术储备，不应过分依赖国外已有研究样本、方法及治理设备。

当前，一些监测必需的质谱联用仪器等几乎被国外大型仪器公司垄断，各种配件、标准样品等也依赖进口。同时，缺少本土化物种的毒性数据、我国人群的暴露特征参数，对国外毒性数据库的高度依赖使我国未来化学品风险评估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

急需通过科技专项的持续投入实现监测设备、治理装备的国产化。在危害识别、生态与健康风险评估、风险防控与预警等方面开展系统性、原创性工作，完善风险评估技术方法体系，构建我国新污染物风险防控新思路和新模式。建立新污染物全生命周期风险阻控技术体系，形成基于绿色替代、低碳削减与协同治理的可持续发展途径，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及装备。

建议建设一批实验室、平台、高水平科技队伍，形成一批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工程和试点示范区，建立新污染物风险管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支撑国际履约。

张明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主旨报告《湿地保护法的解读与评估》，系统阐释了我国首部专门针对湿地保护的法律实施以来的成效与价值。

《湿地保护法》以生态系统保护为核心立法视角，定义科学且制度体系完善，涵盖湿地概念界定、总量管控、分级保护等八大核心内容。如今，该法已成为守护“地球之肾”的坚实法治屏障，推动我国湿地保护从“抢救性保护”迈入“法治化治理”新阶段，各地也随之涌现出一批生态修复与绿色发展相辅相成的生动实践。

作为我国湿地保护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湿地保护法》的创新亮点尤为突出。不同于传统单一要素自然资源法律，该法首次从生态系统整体视角立法，明确了“维护湿地生态功能、保障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目标；其对湿地的科学定义，既契合国内湿地管理需求，也兼顾了国际履约要求。在制度设计层面，法律构建了涵盖部门协作、分级管理、面积总量管控、生态补偿等在内的完整制度体系，更通过“每平方米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严厉处罚标准，为湿地保护装上“牙齿”，彻底改变了以往地方条例处罚力度不足的困境。

当前，《湿地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已基本实现：湿地保护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并纳入林长制考核；法律社会知晓度持续提升。这不仅推动了国内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更显著提升了我国在湿地保护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王铁军（天津大学教授、天津环渤海滨海地球关键带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副站长）

——特邀报告《滨海湿地水盐运移过程研究》，从滨海湿地受潮汐模式、水淹条件、不同植被覆盖等复杂环境影响因素着手，探索了水盐条件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滨海湿地可以减缓风浪冲击、提供生物栖息地，碳埋藏能力极高，其生态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水盐条件对其生态系统的种类与功能有着直接且显著的影响。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结合监测数据与模型解析潮汐模式和植被对滨海湿地水盐运移的影响，利用模型解析不同植被种类覆盖对水盐运移的影响，探讨泄洪盐水对湿地中水淹条件以及植被组成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河流涨潮会导致剖面中心盐分不断累积形成高盐区域；不同植被种类覆盖下的土壤盐度变化有显著差异，综合生长期各阶段，芦苇覆盖区盐度显著低于碱蓬覆盖区；泄洪带来的区域淹水会削减剖面中累积的盐分，其导致碱蓬在育种前的死亡也会影响下一年样地的植被群落，这种植被覆盖改变又会进一步影响区域的水盐运移过程。

武大勇（衡水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河北省湿地生态与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

——特邀报告《遥感监测下衡水湖水体、气候、植被系统与鸟类活跃度的时空耦合分析》，系统阐释了多年来衡水湖生态发展与修复，以及整体生态环境对鸟类活跃度的影响。

长期监测中，衡水湖水体类型结构正逐步由“季节性主导”转向“永久性主导”，区域内降水略呈下降趋势、温度趋暖。

基于衡水湖区域60个长期固定样点的连续观测数据，涵盖2017至2024年八年时序，累计观测记录超过7万次，识别鸟类物种200余种，构建了高时空分辨率的鸟类监测数据库。这一数据集在时间跨度、观测密度与物种覆盖度上均具有显著优势，为衡水湖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与生物多样性变化分析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衡水湖长期观测鸟类有水鸟、林地类和草地农田类，其中优势鸟种分别是豆雁、东方大苇莺、灰椋鸟。各鸟类活跃度受降雨影响显著，草地农田类对高温敏感，林地类活动受高植被覆盖抑制。

近8年来，共记录到衡水湖保护区鸟类新纪录27种，其中3种为河北省新纪录；对鸟类名录中120种鸟类物种名称进行了修订。

下一步，拓展数据与时间维度，将年度数据拓展为季节尺度或者月尺度，提高时间分辨率，捕捉鸟类对环境变化的即时响应；扩展指标体系与因子，在现有水体、气候、植被指标基础上，增加人类活动、土地利用、湿地管理措施等社会生态因子；分析空间尺度与栖息地，结合遥感栅格或鸟类监测点，探索湖区不同功能区（滩涂区、开阔水域、芦苇带等）的生态差异。

张曼胤（湿地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湿地研究所）

——特邀报告《湿地保护管理的对策与建议》，系统阐释了我国湿地保护管理的三阶段演进历程、三类核心实践成果、“制度-技术-人才”三位一体保障体系等发展方向。

我国湿地保护历经三阶段：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开启规范化起步，专项工程推动进入规模化发展，《湿地保护法》出台后迈入法治化成熟阶段，制度体系完善并纳入林长制、河湖长制考核。

实践上，衡水湖中德合作项目成国际典范，季节性禁渔区助青头潜鸭种群不断壮大，生态教育基地实现“保护—教育—利用”双赢，同时构建“制度—技术—人才”三位一体保障体系。国际角色上，我国从《湿地公约》履约者成长为引领者，901处国家湿地公园经验供全球借鉴。

未来举措聚焦以下四个方面：智慧化保护精选10至20个监测指标，用“卫星+无人机+物联网”实时监测、AI预警风险；精细化管理转向动态模式，管控多生态要素；技术支撑上，建人才考评体系、推进自然修复技术与产学研转化；制度与社会参与层面，构建多部门协同机制，完善《湿地保护法》配套制度（生态损害赔偿每平方米200至600元），发展生态旅游与碳汇交易，推动公众“参与式”教育。

沈彦俊（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特邀报告《华北平原深层包气带氮素累积问题及农业绿色发展》，系统阐释了华北平原面临的水资源与环境危机背景及解决问题的“双措并举”方案。

华北平原作为京畿重地，当前面临地下水超采与农业面源污染叠加的严峻危机。受高强度农业生产影响，农田关键带氮污染物大量累积，已形成“污染加剧—用水紧张”的生态恶性循环。对此，沈彦俊团队以关键带科学为研究视角，重点破解三大核心科学问题，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一是明确沉积特征、种植方式对水氮传输的关键控制作用，首次发现水氮补给存在“波粒二象性”特征；二是精准识别深层包气带氮素转化的热点区域，成功构建国内首个深层反硝化菌种库；三是量化分析农业活动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证实过量施用的氮肥中，超五成会淋失至深层土层，对地下水水质构成潜在威胁。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提出“双措并举”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推行精细化农田水肥管理，将农田施氮量严格控制在环境安全阈值范围内；另一方面加快研发深层包气带氮素消减技术，从污染源头阻断氮素向地下水迁移的路径，为华北平原农业绿色转型与生态安全提供科学支撑。

刘蕊（衡水学院湿地保护与研究中心副教授）

——近几年来，在基于生物炭的新型吸附材料研发及其对污染水体的修复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未来3年，将以湿地中心和河北衡水湖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为依托，围绕衡水湖湿地开展水体和沉积物中污染物（特别是新兴污染物）的调查评估；将已研发并在实验室阶段取得良好效果的吸附材料，以衡水湖湿地为对象开展实地修复研究；以湿地中新兴污染物为对象，开展生物炭吸附材料的研发及其对水体和沉积物的修复研究；结合衡水湖湿地污染区的微生物资源，联合生物炭进行更具针对性的修复材料研发及相关水体和沉积物修复研究。

石宗琳（衡水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讲师）

——土壤微生物是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和稳定的核心。近年来，衡水湖湿地开展了一系列退耕还湿、退耕还林还草等恢复措施，外界条件的改变，势必对土壤理化性质以及微生物群落结构产生影响。

通过对衡水湖周边典型植被下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土壤理化性质的研究，得出衡水湖周边不同植被下土壤细菌中的变形菌门和真菌中的子囊菌门丰度最高，是主要优势门类；芦苇植被土壤独有的细菌、真菌物种数量最多，物种丰度和多样性也最高；明确了驱动土壤微生物演变的两种关键环境因子。这些研究结果对深化湿地生态系统中生物和非生物因子互相作用机制的认识以及衡水湖湿地的科学保护和生态修复提供直接的技术支撑。

焦明瑞　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