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理家庭档案，找到田秀川先生生前的三十六封信札，逐件仔细翻阅，又如当面聆听先生那推心置腹的轻言热语，不禁泪眼模糊。


田秀川，笔名田人、田野上人，是衡水的著名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也是知名作家和诗人，曾出版发行自撰诗词的书帖十几部之多。


我与先生，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学研讨会。那些年我们曾同居一室彻夜长谈，也曾相约小酌诗文佐酒。所以他虽长我十九岁，却因性情相投，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


先生常称自己“素喜笔谈”，生前经常给我写信。尽管后来有手机也互通微信，但他仍经常靠信札与我倾吐心声。人们常称作家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那先生就是最后给我写信的一个文学前辈。


我现存他的三十多封信札，是我们纯真友谊终生不渝的佐证，更是我在历经沧桑人海浮沉中收获的一份珍贵礼物。


这些信札，内容大体分为五个方面：


一是阐发对社会风气尤其是文坛现状的看法。田先生忧国爱民，勤于思索，每有见地，直抒胸臆。他几次针对当时文坛泛滥的不良现象，在信中写道：“现在纯文学的作品少之又少，作家和读者更多的关注是新的刺激，所以风气渐坏已成不争的事实，即使有些得鲁奖的作品也很少读者，可见如荷花之圣洁何其难也。”


二是告之他的活动情况和感受。先生早年曾在京津石穗等地搞过个人书展，影响很大。1994年在泉州帮女儿带小孩期间，当地慕名请求他开办一次个人书展。他信中告诉我说：“全国旅游交易会近日在泉州举行，几个政府官员正筹备我的《田人书法泉州展》，我将在此展示一下我的艺术，让闽南人感受一下北方的雄强和厚重。”先生有一次到甘肃开展传播张裕钊书法的讲学活动，回家后即写信告之讲学经过和收获，并将负重带回的两块洮河砚赠我一块，鼓励我习练书法。可惜我既无翰墨天分，又乏勤苦精神，真是愧对和辜负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三是寄来作品征求意见。他的书法集《田人书风笔诀》《田野上人舞风颂》《八十抒怀》等长诗，正式书写出版前都给我寄过初稿。他学识深厚，文笔严谨，我自然提不出什么意见。但由此可见先生虚怀若谷的君子之风。2000年，田人先生写“古桃赋”一篇，附信寄我时坦诚地说：“寄上《古桃赋》，410字左右，有人说应先写桃花再写桃树，又说桃的部分写得太少。这些说法都有道理，而我则信笔为之。”使我更看到了先生的严肃认真和潇洒气度。


四是给我的习作助力加油。1999年，他听说我想出诗集，立即写信说：“这是好事，自古诗成胜得官，经济如有困难我可助一臂之力。”后来我又出过一本散文，他高兴地在信中说：“我识字不多的老伴过去喜欢听我讲聊斋，现在也说喜欢你这朴素土气的散文。”他看到我写的孙犁搞土改的系列文章，几次在信中说：“你能钩沉出这么多背景，是研究孙犁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有次还单独寄来一张设计精美的明信片，上书八个苍劲大字——常读大作，颇有荷香！


五是鞭策我努力读书。田人先生曾在一封信中说：“要想下笔有神，必须多读诗文。唐宋散文，颇多文采；唐人诗作，无人企及，你都要多看一些。”他是博览群书的人，每见报刊精彩美文，经常剪贴寄我，有两次看到事涉饶阳历史的诗词，还写成书法条幅寄来。为鼓励我读书，他还曾在信封中寄赠几枚菩提树叶，嘱我“作书签用”。这两枚柔韧透明薄如蝉翼的珍贵树叶，至今仍夹在我一本经常翻阅的唐诗选本之中。


2019年9月先生仙逝时我并不知情，因他的家人处理后事非常低调。事后他女儿用他的手机电告，我猛看熟识的号码，还以为先生又要和我倾心长谈，突闻噩耗竟一时哽咽无语。因之前一个多月老人还寄我一本他自书出版的四字长诗《衡水湖上》，签名时还认真写着准确时间“2019-7”的字样。谁知未见一面却突然天壤永隔了。那天我忍痛写了一篇悼文，题为《寄往天堂的信》，以慰他“素喜笔谈”的在天之灵。


现在轻抚这些陈旧斑驳的信笺，看着熟悉亲切的字迹，我常想，如果有什么纪念先生的活动，我将无偿捐赠这些信件。如果没有类似活动，我将复制珍存于档案部门。因为先生的书法和文字，肯定有其宝贵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含量。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