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李晓明。

程杨村李晓明故居。

现实中的李晓明

枣强县是冀南军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宋任穷是冀南军区司令员，文建武是参谋长，王光华是政治部主任。下辖5个军分区，枣强县属于第四军分区。当时枣强县又分为枣北和枣南县，肖张镇属于枣北县。1938年，18岁的李晓明参加了革命工作，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晓明是抗日游击队中的一员，曾任中共肖张镇区委书记、枣北县委书记等职。

《平原枪声》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更是李晓明与战友们在冀南抗战时期艰苦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枣北县大队在李晓明的正确指挥下，在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持下，一次次涅槃重生，由一开始的两个班发展成3个中队700余人。县大队攻据点、端炮楼，在日本投降前就解放了枣北县全境。多年的枣北抗战，一位又一位抗日英雄牺牲，一次又一次挫败日寇阴谋，多少革命青年志士出生入死、前仆后继，终于迎来了解放。

李晓明有五个子女，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二女儿李志兰1952年生于武汉，1968年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务农，后在枣强县参加工作，并结婚成家，一直没有回到父母身边，于衡水市计量局退休。在纪念馆里，她不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父亲的照片，抚摸着父亲用过的书桌，并提议姐妹四个在书桌前拍了一张合影。李慎基老人说，李志兰是大哥的五个子女中长得最像李晓明的人。李志兰深情地回忆说，父亲是他心目中的大英雄，当年创作《平原枪声》时，她才四五岁，只记得父亲总是忙忙碌碌的，能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很少。她中学毕业后，父亲鼓励她响应党的号召回枣强老家务农，这一回来就是一辈子。她说：“尽管我不在父母身边，但我一直在故乡的怀抱里。我替父亲守候着他一生热爱的家乡。”我和李志兰大姐在李晓明的照片前合影留念，此时感觉与我儿时崇拜的红色作家离得那么近……

1958年出生的张敬敏是李晓明二妹家的长女，尽管只见过大舅为数不多的几次，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她回忆：

我从小就对大舅充满敬仰之情，中学时就与大舅开始通信，他夸我文笔好，鼓励我坚持写作，用文字叙述生活。第一次见大舅是1988年，那时李晓明回衡水参加电视连续剧《平原枪声》的拍摄，当时和表姐李志兰同住一个院，得以近距离接触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和大作家。因工作需要，我分别于1997年和2003年两次去武汉出差，每次都带去他喜欢吃的家乡特色小吃——枣强熏肉和鞋底烧饼。他非常高兴，总说“大妮来一趟武汉，就等于我回了一趟老家。”

在母亲患脑干栓塞卧床十年、大哥又英年早逝的那些艰难岁月里，大舅送我的一副字一直在鼓励着我“根深叶茂敬业乐群，任重道远慎始善终”，就像黑夜里的灯塔指引着我前进的道路。

走进李晓明的故乡

走出肖张镇《平原枪声》纪念馆，李慎基老人和四姐妹热情邀请我去李晓明的故乡程杨村看看。程杨村在肖张村西边，两个村子离得很近，隔路相望，几乎连到一起了。这是一个与肖张村差不多大的村子，有2000多人，106国道、卫千渠穿村而过。

我们先去了李晓明故居。那是一个已经半坍塌、杂草丛生的荒废院落，早已无人居住，大门无存，青砖北屋尚存，但房檐下那精美的砖雕难掩昔日的风采。李慎基老人说：“我小时候就和父母生活在这里。由于受大哥李晓明的牵连，母亲时常带着我和哥哥姐姐们东躲西藏，投靠亲戚也无人敢收留。有一次，日本鬼子抓不到大哥，就抓了二哥痛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受尽折磨……”我想象着，青年李晓明从这所院子里走出去，带领战士们打据点、端炮楼，把鬼子们赶出了家园，后来又南下大别山，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穿过一条街，来到李慎基老人现在居住的院落，六间宽敞的北房就住着他们老两口。他们育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一大家子四世同堂，共有35人。他也当过兵，在部队15年，升至连长后转业回家乡，后下海经商，日子过得也算殷实。

客厅墙上，挂着李晓明写给他的四条屏对联，典型的魏碑“张（裕钊）体”，又称“南宫碑体”，明显的特点就是“用笔外方内圆、结构挺拔雄奇、墨法厚重内敛”，家乡衡水、邢台一带有很多人都研习这种书法。由于枣强与南宫毗邻，可见其青少年时期受“南宫碑”影响颇深。字迹端正，字形平稳，一笔一画，一丝不苟的字里行间，彰显出李晓明的性格严谨与平实善良的人生态度。

李慎基沏上茶水，接着在纪念馆的讲述，又打开了话匣子——

大哥李晓明回乡时，只要我在家，都会陪着他去看望当年的老战友和他们的家人。老战友相见总有说不完的话，挥泪依依惜别的场景令人动容。在一老战友家的门框上，看到日本鬼子当年射击留下的枪眼。大哥说，当年游击队经常在“活坟”中开会，这里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如果一家人都死了，就会把房子改成坟，叫作“立活坟”。

李晓明去肖张村探望一位烈士的父母，见了他还能喊出他的小名，像是见到了自己的孩子。李晓明看到他们居住的土坯房子的房顶都已经变形，随时都可能坍塌，就对随行的镇干部说：“这可不行，房子塌了是要砸死人的。”后来，政府给烈士家翻修了房子。

烈士张永言的儿子见了李晓明，说起“文革”中父亲的纪念碑被砸了，问现在能不能再立起来？李晓明很愤慨也很伤情地说：“必须得重新立起来！”

我当兵时有一次回家探亲，正赶上大哥李晓明也从武汉回来了。我陪着大哥去看望当年的老战友和他们的家人，因为两人相差21岁，我还穿着军装，别人都以为他是李晓明的警卫员呢，只和李晓明说话。哥哥总是不忘介绍“这是我老弟弟”，大家才恍然笑了起来。这个场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有一年李晓明回到家乡，县、镇干部都会也跟着来程杨村。村干部端上来一碗水，说咱这是苦水，李晓明才意识到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们祖祖辈辈喝的都是这含了盐碱的苦水。李晓明问县里干部能不能打一眼机井？因为当时正是举国上下“农业学大寨”“先治坡，后治窝”的特殊时期，这样做是违反政策的。李晓明想了想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看行不行？先在村子里打了井，再接管子或挖水渠到农田里，既是为了生产，也兼顾了生活，两方面都好呢！”不久，县里便派来了打井队。一直到现在，程杨村的老人们说起此事来，还都在讲李晓明为这口井说过的话。有了他的那句话，程杨村的老百姓彻底告别了吃苦水的日子，从此喝上了甜水。

不能占公家便宜，是李晓明为官的一个原则。有一年，我去武汉看望大哥，那时他年事已高，正住在医院里，看到老弟弟来了，就要回家。他儿子说：“今天长江大桥限号，我的车过不去，咱们去省委宣传部申请一辆公车吧！”李晓明说：“不用，等一天怕什么？在哪里都是呆着，又没有什么急事。”

我在与李慎基老人聊天的过程中，身在武汉、1951年出生的李晓明的大女儿李志华得知我在肖张镇采访，便通过微信给表妹张敬敏发过来一篇她回忆父亲的文章，张敬敏随即转给了我，其中有两件小事使这位老党员的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有一年，洪湖京剧团有4个小演员来武汉学艺拜师，出于对父亲的尊敬，拿来了两只活着的洪湖野鸭子。他再三推脱不要，客人还是放下鸭子下了楼。那时我们家住在二楼，父亲一急之下就给扔了下去。那几个小演员心里很难受，哭着将受伤的鸭子拿走了。事后，家里人都批评了他太不近人情了，他也意识到了，因此又给那几个小演员写信道歉。用他的话来说，看到别人来送礼，不管是什么原因，就像别人在骂他，让他受不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父亲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时，得知当地农民为看一次电影要步行几十里的情况后，立即安排人手解决这个问题，在神农架林区建设了全省第一座拥有1200座的电影院，也有了全省第一辆电影放映专车。为了表示对父亲的由衷感谢，时任神农架林区电影公司经理的薛晋玉自费花了3.6元钱购买了一斤黑木耳来看望他，他执意要付钱，并对来人说：“小薛呀，你如果不肯收下钱，我不仅不要你的礼物，我们连朋友也做不成了。”在他重病期间，同事好友来看他，送他营养品，他也一定要将钱交给老干部处，让处里的同志将钱转给同事。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不可理喻。

李晓明、李慎基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是2006年夏天。在武汉东湖边，李晓明对弟弟说：“老弟啊，看来我是要死在武汉了，快要去见咱爹娘了。但我一点也不难过，你看现在人们都已经过上了幸福生活，当年打鬼子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我死而无憾了。”

2007年12月25日，原湖北省顾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离休老干部、著名作家李晓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8岁。这位抗日老战士走完了他光辉壮丽的一生。

融进民族记忆里的“平原枪声”

德国诗人席勒说：“人要忠于自己年轻时的梦想。”尽管没有成为大作家，但我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几十年，四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大多都是从事文字工作，始终都是在为圆儿时的“作家梦”而努力着，其中有很多因素是源于那本《平原枪声》，是因为李晓明那样的标杆在那里树立着，激励着我一生都在逐梦的路上。

夕阳西下，我们的车子驶出肖张镇程杨村。当年“平原枪声”响起的地方，如今却是一片和平和谐的景象。安详的阳光静静地洒在肖张镇绿油油的麦田里，不时有布谷鸟叫几声，又飞到远处的柳树上；一年一度的“肖张镇杏花节”即将开幕，远处的杏花已开成了香雪海，像为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烈士们致敬……这种画面正是李晓明那些抗日老战士当初所希望看到的，而今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劳动人民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他们在天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而那“平原枪声”早已融入了民族的记忆……

作者：杨万宁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