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我家距离县城8里路。


我的家乡河北省武邑县，历史上曾称为武罗国，据说是后羿代夏时，“四大贤臣”之一武罗的封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至少2200多年没有改过县名，县城也没有搬过家，按理说应该有非常丰厚的历史遗存。可惜地处平原，无险可守，每发生一次战乱就被荡平一次，又遍地盐碱，所以到新中国成立时，整个县城值得一看的景观只有夯土的城墙遗迹和环绕城墙的护城河。每到春天，河水解冻，茂密的水草几乎覆盖了护城河，不知名的小花沿着城墙的堤坡蔓延上去，和城墙遗迹上的林带融合在一起，形成一条花环系在城墙上。


那时候，我还没有去过比县城更大的城镇，只觉得县城好大，人好多。城里有非常规整的十字街，站在十字街头，仿佛站在世界的中心。我人生的许多第一次，都是在县城实现的：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看见穿裙子的女孩，第一次看见军训的队伍……那时县中学的学生军训，听武装部首长作军事报告，我正巧看到报告结束时学生们从大礼堂走出来。他们排着整齐的方队，走过县城的东西大街，回到城郊的学校去。其实那些中学生比我大不了几岁，但那一刻觉得他们是那样高大挺拔，那样英姿飒爽。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考上了县中学。


少年时，我家距离县城5里路。


因为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需要，我们村子整体搬迁，搬迁后距离县城又近了3里路。我们家搬出的那一年，我13岁，因为无学可上，已经回村参加劳动。虽然离县城近了些，但因为每天都要下地干活，再加上连自行车也没有，仍然很少去县城，城里的一切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来说依旧很新鲜。有一天进城，我下意识地走到了大礼堂的门前，那是县城里我向往已久的殿堂。那天正好有剧团在里面唱戏，售票窗口有几个人在排队。踌躇再三之后，我用身上仅有的两毛钱买了一张戏票。可我发现我前面的人花了三毛钱，是售票员照顾农村人，还是算错了账，我占了礼堂的便宜？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礼堂后，我才发现三毛钱的戏票是坐在中间，正对着舞台，叫“池座”；两毛钱的戏票坐在两侧的走廊里，叫“廊座”。廊座不仅屋顶很低，需要扭着头看戏，关键是走廊边上还有许多柱子遮挡视线；池座虽然没有这些缺点，但也是那种不足一尺宽的长木板钉成的板凳，上面用红漆写着座位号。但这些都不影响我初次走进礼堂的兴奋和对可以容纳千人空间的惊叹。这些年在国内国外看到了许多宏伟、高档、知名的剧院和真正意义上的“礼堂”，却总也替代不了家乡县城大礼堂在我记忆中的地位。


当时县城里已经盖起了那个年代算是比较大的商店，坐落在十字街的西南角。每次进城，我都愿意进去逛逛，但只是逛逛而已。从那个商店建成到我离开家乡的十来年时间里，我只花九毛钱买过一个满是红旗图案的茶缸子——因为民兵拉练，要求每个人必须自带一个搪瓷茶杯。那时，城里已经有了县办工厂，许多农村青年进了工厂。这些青年工人非常容易辨认，因为他们都穿着蓝色的劳动布工装。当他们三五成群走上街头的时候，成了当时县城里最靓丽的风景。我常常望着他们的背影出神，我知道那身工装意味着他们拥有了与我不同的身份，过上了与我不同的生活。我憧憬着有一天也能到城里，穿上一身蓝色工装。


今天，我家就在县城里。


近年来县城快速发展，我们的村子虽然还是那个村子，但是县城已经不是那个县城，它在不停地向我们村靠拢。先是在我们村南建起了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明清家具城，在我们村北建起了大面积的商品房，又在我们村东建起了商住一体的“檀香小镇”。我们村子西面是一条河，当年就是因为开挖这条河，村子才整体搬迁的，原来以为西面不会再有什么规划和建筑了，现在在这条河和我们村子间居然建起了全县最大的公园。可以说，县城对我们村实现了四面包围。外地人以为公园临河，河上有渡口，所以号称“观津公园”，其实这与家乡一段历史有关：曾有一个知名的古县叫“观津”，后来并入我们县，我们县因此也别名“观津”。


公园里白杨挺拔，垂柳依依。起伏的地貌造就了一座座高丘和一片片缓坡，坡地上绿的是松树，红的是海棠。荷塘边有亲水平台，可以近距离欣赏荷花，也可以席地而坐，听取蛙鸣。弯弯曲曲的小溪中生满了蒲草，微风吹来，蒲草摇曳。一座索桥连通河道两端，桥头旁边是游船码头。占据公园一角的“观津书院”古色古香，书院门前小溪之上的石桥说不上壮观，但很精致。书院西侧的步道旁边有两张供行人小憩的座椅，我每次回老家来公园的时候，都喜欢在这个地方坐一会儿，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公园尽头依旧保留着的那座旧时的水泥桥，那是我少年时每天下田劳动走过的桥。看看历经风雨的老桥，再看看风景如画的公园，像是在时空中穿越，有时甚至一瞬间心生疑惑：我家居然住在县城里？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