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故，家乡人把煮鸡和熏鸡都叫烧鸡。明明是煮熟的，怎么却统称“烧”呢？


过去在电影里看过日本兵用刺刀挑着带毛鸡上火燎烤，也看过叫花子用泥巴包了鸡埋入炭火，那才算名副其实的“烧”吧。


记得小时候，乡亲们常说“山药干是主粮，鸡屁股是银行”。人们堵着鸡窝捡几颗鸡蛋，却都不舍得吃，用来到供销社换成煤油咸盐，或在小贩手里换把小葱茴香，使寡淡的日子增添一点滋味和颜色。所以，鸡自然就成了庄户人的宝贝。尤其那些持家省细的老人，更把鸡看成命根子一样。“农村老太三件宝，闺女外甥老母鸡”。母鸡和闺女外甥划了等号，谁还会舍得去“烧”？


十来岁时，记得一次吃鸡肉，竟是从黄鼬嘴里夺来的。


那天半夜，突然听到鸡窝中的鸡“嘎嘎”惨叫，母亲惊呼一声：“黄鼬拉鸡！”迅即披衣下炕，顺手抄起灶边的烧火棍。没等她跑到鸡窝前，那只黄鼬正咬着鸡脖使劲往外拉。母亲急了眼，大吼一声，把烧火棍猛劲砸去。


黄鼬吓得松嘴窜逃，鸡却被咬断脖子，“扑楞”几下死了。


第二天母亲流着泪收拾死鸡。我以为要吃煮鸡了，她却说：“吃鸡肉丸子吧，还显着出数儿。”


鸡肉丸子不用油炸，而是像窝头那样蒸。母亲先剔掉鸡腿骨，又把所有细骨和肉一起剁成馅料，和上半盆秫面（高粱面），再掺点葱花盐末，然后揉搓成一个个黑红的面疙瘩上屉。因佐料太少，也没掺一滴油，所以出锅时虽弥漫着丝丝肉香，滋味却实在并不美妙。但这毕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生活“改善”，母亲就叫我给邻居们送去几个。我这才明白母亲说“出数儿”的原因。要是煮只整鸡，自家还不够吃，怎能匀给别人呢？我家对门是两个“成分高”的老人，据说年轻时过的是吃香喝辣的滋润日子，他们很高兴地尝了我送的丸子，感动地连说：“好吃，好吃！”


我却反感这种吃法。因不仅没尝几口肉，槽牙的龋齿洞还硌进一块骨渣，疼得我半天“吸吸溜溜”“嘶嘶哈哈”，就没好气地说：“以后做鸡，不会煮着吃吗？”母亲却答非所问地说：“以后堵鸡窝可千万要堵严！”


那时能吃烧鸡，在我看来实在是件奢侈事儿。


我的一个高小同学却多次吃过。他父亲在某工厂负些责任，人脉自然宽广许多。据说经常有人请他父亲喝酒，而烧鸡自然是拿得出手的佳肴。他说曾跟父亲赴过一次酒局，请客人见到他分外高兴，还没等开喝，就先拧一条鸡腿塞到他手里，并亲昵地拍拍他的脑袋说：“小子，尝尝大伯这条大腿！”同学几次谈起此事，总要哈哈笑着说：“这个大伯真有意思，竟把鸡腿说成自己的大腿！”


我自然有些少见多怪，就怯怯地问：“那骨头不硌牙？”他神气地说：“人家是德州扒鸡，骨头一嚼就烂！”


当时没吃过烧鸡的绝非我自己。


初中毕业那年中秋，我一个发小捡废铁卖了几毛钱，咬牙打回一瓶散酒，睌上约几个同伴找我同喝。我家只有半盆稀薄的剩菜，实在不足下酒。他又大胆到村边地里拔回几棵队上的花生，回来煮熟当做下酒之物。那次虽是平生首次沾酒，但我自觉并不尽兴，就嘟囔说：“要是有个烧鸡就好了。”玩伴却喝得舌根发硬，大声说：“过两年咱去当兵吧，万一熬成干部——挣了钱，咱们天天——买烧鸡！”


到了参军年龄，我们一起到五公村体检，在国营食堂吃了一顿焖饼，还见到了大锅炖煮的“烧鸡”。


五公烧鸡似有秘方，历史也长，几十年来仍然名声不减。那天我们等着吃饭，见院里架着一口出奇的大锅，里面煮着满满一锅鸡，沸滚的老汤“咕嘟咕嘟”冒泡。因为锅里太满难以盖上盖子，鼓鼓拥拥的鸡肉上竟平压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圆滚滚，油腻腻，就像一个光滑的大冬瓜。人们围着大锅，吸吸香气，心里都有点想入非非。但带队的民兵连长却并不舍得给人们买鸡，只是大声吆喝：“今天的炒饼管够！”吃完饭后，发小把我叫到一边，慢悠悠地说：“这一辈子，若脱生成那块石头就不冤了。”


他说话时，并没有笑。我点点头，也没笑。


何时开始吃到烧鸡，印象实在淡漠了。只记得儿子结婚时摆了几桌酒席待客，每桌上了一只烧鸡。但人们好像并无兴趣，有的甚至基本没动筷子，只得被几个养着爱犬的朋友带走了。


前年去一个农家乐饭店，上了一盘新菜“鸽子饼”，是把肉鸽连骨剁碎煎制的，颜色金黄，酥脆焦香。虽细嚼偶尔也有骨渣儿，但更令人食指大动。现在的人们，真是日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了。


看着美味的“鸽子饼”，我立即想到母亲做的鸡肉丸子，几乎落泪。母亲生前不喜欢肥肉，却爱吃烧鸡，所以我平时经常给她买。后来她的牙大部分掉光，很软的鸡肉也嚼不动，就只爱吃烧鸡的鸡皮。她常说鸡皮软乎，滋味大。所以只要吃鸡，我们全家就都把皮挑给她。


母亲去世三年了。生前我给她买过五公烧鸡和德州扒鸡，也买过北京烤鸭，但这种“鸽子饼”却是没买过的，因为这种吃食以前从没见过。但尝试“鸽子饼”做法的人，是否受到了鸡肉丸子的启示呢？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