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


1922年春夏之交，梁实秋与周作人关于诗歌创作中“美丑”理念问题发生争辩时，他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恰好清华文学社有意邀请周作人来校演讲，他们一致推举由梁亲自出马去北平西城八道湾。梁实秋本想拒辞，但又认为争论归争论，并无其他干涉，见见也无妨。


多年之后，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回忆：“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学生可以不经介绍径自拜访一位学者，并且邀他演讲，而且毫无报酬，好像不算是失礼的事。”“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见他一袭长衫，意态翛然，背微佝，目下视，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须满面，语声低沉到令人难以辨听的程度。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我道明来意，他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辞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门口。”


此等文人相交的风气怕是早已绝迹了吧。


喇叭裤


1978年，喇叭裤从广东登陆，像一股飓风迅速席卷内地各大城市。在易中天读书的武汉大学校园里，校方挂出一条醒目的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其时，喇叭裤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象征，穿喇叭裤既是道德品质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看到“问题青年”遍布校园，校方自然拉响了警报。


很快，标语下方有学生写了一句诘问：“请问，什么裤能吹响？”路透社惊呼：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20多年后，易中天在某大学演讲特别提到，改革开放头十年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最早穿喇叭裤的地方——广东。


大约十年，喇叭裤才从南方都市走到了我们北方小小县城。一时间，县城里男孩儿女孩儿趋之若鹜，人人脚下拖着两只肥硕的喇叭筒。我们的老师视之如猛虎，纷纷拿起剪刀守在学校门口。即便如此，最后也没能阻挡喇叭裤占领校园。


公案


康熙朝的一桩公案。三个人，三种人性。


康熙十二年，耿精忠在福建造反。此时李光地和陈梦雷恰好都在老家告假，成为事实上的附逆之人。李、陈二人既是福建同乡，又是同科进士，情义笃厚，朝野皆知。于是二人密约上“蜡丸书”给朝廷，告知耿精忠谋反的详细情况。二人商量完所有细节，决定由李光地起草上书。此等生死攸关之际，没想到李光地夺情卖友，“蜡丸书”上独自具名落款。平叛之后，李光地扶摇直上，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而陈梦雷因附逆罪臣，逮捕下狱，贬戍奉天。陈梦雷满腔愤恨，屡屡上告，做起了康熙一朝的上访钉子户。多年之后，康熙知道了事情原委，在一次巡视关外时，他决定召见陈梦雷。


陈梦雷以为自己沉冤昭雪的日子终于到了！想不到康熙皇帝并不关心他的冤屈，只一味挑唆他告发李光地的不忠之处。面对康熙的暗示与胁迫，陈梦雷只说：“李某负奴才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奴才怎敢妄说？”康熙既不为陈梦雷的纯厚感动，也不为李光地的忠诚欣慰。他对这个回答极度失望，极度气愤，怒斥道：“你是个罪人，如何见得朕？你今日有话不说，自此后终无见朕之日矣！”此时，陈梦雷才明白，皇上是想整治李光地，借人之口，找些把柄，免得自己落下暴君的口实。


康熙之狡诈，李光地之阴险，陈梦雷之坦荡君子，俱可观矣。


女先生


李洁《1912—1928：文武北洋》书中透露：鲁迅冒着砸碎饭碗的风险参与“女师大风潮”，其实主要是因为“二许”的缘故。所谓“二许”，一指鲁迅同乡好友、前女师大校长许寿裳；二指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后来成为鲁迅夫人的许广平。此事谨为一记。不置一词。


不过，我们还可以更多些地认识一下“女师大风潮”中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先生。杨荫榆，188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书香门第。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1925年因“女师大风潮”而于8月去职。后来杨荫榆回到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苏州中学兼授外语，1935年创办二乐女子学社并任社长。1937年苏州沦陷后，杨荫榆目睹日军种种暴行，多次向日军长官抗议，后被日寇残忍枪杀。


我们这一代人，但凡知道杨荫榆这个名字，大都是读了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她的身上贴着诸多标签——镇压学生运动的学阀、北洋军阀的帮凶、广有羽翼的校长、面目狰狞的卫道婆……其实辞职之后，杨荫榆回到苏州，住在二哥杨荫杭（杨绛父亲）家中，过起了与世无争的教书生活。转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刘和珍、杨德群等47人被北洋政府枪杀，客观来讲真得与杨荫榆先生甚不相干了。


沉默


1997年，王小波生前给朋友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中有言：“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所说的一切和我们无关——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


作者：贾九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