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词癖

于坚与李劼在一篇《回到常识走向事物本身》的文章中谈到先锋诗歌并提到了海子。

“细读某些先锋诗歌，不过是词汇的变化史，基本构词法——升华，从50年代到今天并没有多少变化，不过把红旗换成了麦地，把未来换成了远方而已。像海子这样的人进入神话，也可以看出在这个国家形而上学有多么广泛的基础。海子的写作还反映出所谓先锋派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大词癖。脱离常识的升华式写作必然依靠大词。”

我接触诗歌很少，不能从这样的高度上评价诗歌，评价海子。但我知道，任何时代诗歌（包括文学）的创作都不可能脱离所处时代的思想特征。先锋派诗歌的确存在这样的弊病。

而这弊病依然被当今无数的诗歌作者奉为圭臬。此为诗歌版的刻舟求剑。

母语

屠格涅夫在巴黎病逝前，在庄园门口留下了一句话：只有在俄罗斯乡村中才能写得好。

这令我不由想到了张爱玲。我曾在文章《张爱玲的遗言》中写过：“离开了母语环境，没有了上海的滋养，她像一株挪移后水土不服的树，再也没有超越以前的创作。这对中国文学和她个人来说，都是难以弥补的遗憾。”

戴锦华教授说得更为直接——《赤地之恋》《秧歌》能看吗？《小团圆》更是失败的作品，简直惨不忍睹。身为大陆第一个研究张爱玲的人，我对如今的张爱玲热难辞其咎。

“大陆热”之前，张爱玲早有“港台热”在先。“咎”不在戴教授一人。夏志清教授的褒扬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估计身在美国的夏教授在编撰《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也想不到母语环境对一位作家的影响如此之大，张爱玲一入美国便走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

当然就文学成就而言，张爱玲丝毫不能与屠格涅夫相提并论。仅凭她早年的才华不足以支撑起一位作家建立自己宏阔而磅礴的文学世界。

觉醒

苇岸在《素食主义》一文中写道：“人类长久生存下去的曙光在于：实现每一个人内心的革命性变革，即厉行节俭，抑制贪欲。”

“曾严厉批评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的索尔仁尼琴，反对‘贪婪的文明’和‘无限的进步’，提出应把‘悔过和自我克制’作为国家生活的准则。”托尔斯泰也曾讲过，人类不容置疑的进步只有一个，这就是精神上的进步，就是每个人的自我完善，人类如果没有内心精神上的提高，那么徒有外部体制上的改革，也是枉然的。

人类拥有记忆，这种优势可以让我们在很多方面获得继承的权利，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和发展。唯有思想难以继承，人类需要一代又一代从蒙昧之中开始个体的摸索，只有极少数人在这条泥泞遍布的路途上，时有时无地仰望到先贤圣哲们点亮在高崖上的微弱烛光。

个体的摸索从觉醒开始。而觉醒最难。

体制散文

祝勇在《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中将散文分为“体制散文”和“新散文”。体制散文的代表作家是我们熟知的杨朔、秦牧和刘白羽，同样还有茅盾的《白杨礼赞》等。形成体制散文则有权力体制、身份体制、市场体制和技术体制等诸多原因。这种体制散文因为形制的一致，“令人怀疑散文已经成为一种放弃了自觉追求的文体。在文以载道的传统下，道的一致势必要求文的统一。比如咏物抒情，总忘不了上纲上线、主题升华，由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的过渡已成为写作者的生理反应。”

读到此处，我仍然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行文中，他会不留情面地讲到余秋雨的散文。“除了杨朔，不得不提到的另一散文标本是余秋雨。不论其话语体系，还是叙述策略，都与体制散文无异，是体制散文的延伸。他的许多篇章，都在重复一个主题，就是权力系统对知识分子（士人）的挤压，看似尖锐，实际上没有任何独立性，因为他对历史人物的所有判断都是在重复已有的结论。在余秋雨的文章里，他们安全地保持着原有的身份，所不同者，不过是余秋雨煽情化的叙述策略更高明些罢了。这位戏剧专家的富于‘三突出’效果的叙述方法，在他的文字里一再呈现。而其‘主题升华’的惯用招数，亦与杨朔模式没有本质区别。”

早在2021年12月30日，我写有一条微博：“近日重读余姓文化学者的文化散文，再也找不到当年如获至宝的感觉，读到某些历史文化情节的描写，反而有隔靴搔痒之憾。或许是自己通过阅读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对一些浅尝辄止的故事兴趣不在。书中最新增补的几篇怀人的文章反倒引我共鸣，虽然也有探讨文化的企图，但打动我的却是作者倾注在字里行间的真性情。再宏大的叙事与说教也抵不过真情一露！”

今日读到祝文，恍然明白体制散文的首要特征——说教。

阶层

今日又读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话：“在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对于像我父母这样的底层人士，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实现阶层跃升。而读书，是实现阶层跃升的一个通道。”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里，理论上这个通道是存在的。总有人能从缝隙里挤过去证明给你看——你跃升失败，是你欠缺一些能力和一点儿运气。而你的痛苦只是知识、思考和欲望带来的。最初决定走上读书跃升这条荆棘之路时，你就应该做好风险评估。近日，“孔乙己文学”成为热点话题，那件“脱不下的长衫”显然击中了许多人的要害。

昨天看到一则讲劳务用工的视频，大意是现在廉价的农民工不好找了，但是廉价的大学生涌现出来。可悲的是这些廉价大学生正是前些年廉价农民工用血汗钱供养出来的。他们指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现实却没有给出他们想要的答案。

这则视频稍显偏颇。因为改变命运的内涵并非单指阶层的跃升。你可以认为，孩子的命运没有改变，但事实是他们的命运已经被不变而改变了。

作者：贾九峰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