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孙犁年谱》，发现书中三处写到安平籍作家李大振，尤其是1964年4月的记载非常详细。原文如下：“21日，韩映山、刘怀章来访。谈及：青年作者古怪者多，要注意这个问题。李大振看来挺本分，要注意培养。”


李大振是衡水名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地区文联副主席和《农民文学》副主编。我当时常给该刊投稿，也参加过几次作品研讨会，所以对他有些接触和了解。看到孙犁对他的评价是“挺本分”，倒使我头脑中那些模糊支离的印象清晰起来。


其实，李大振和孙犁这两个名字，我是在1964年一期《河北文学》上同时看到的。那时我正上五年级，语文老师把这期杂志带到课堂，叫我们抄几段描写儿童生活的精彩段落。而这些段落就是摘引自李大振的作品。那期杂志还刊载了孙犁的《业余创作三题》一文（按《年谱》记，此文是孙犁文革前最后一篇文章，同时发于《天津日报》《新港》和《萌芽》）。


少年时期，我对孙犁的理论性文章兴趣不大，但却记住了李大振作品的一些细节和语言。如写一个怯懦女孩，为锻炼自己的胆量，就把本来害怕的毛毛虫放在铅笔盒里，每天故意看几遍，逐步成为勇敢的小姑娘，叫人感到十分新鲜和生动。李大振早年是小学教师，能从亲身经历的生活中构思故事，选择细节，加之语言朴素简练，通俗易懂，自然受到读者特别是少年儿童的喜爱。我想，这也是“本分”的一种诠释吧。


李大振的“本分”，似乎体现在他为人处事的各个方面。文革之前，他因创作脱颖而出，被调入河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这是许多基层作者梦寐以求的好事，但他却不太情愿，甚至反复请求回到基层。孙犁对他的这一做法表示了鼓励和支持。“年谱”载：“1981年4月15日，致李大振信。感谢约稿，并建议李下去（从河北人民出版社到衡水地区文联）。工作关系可以保留在出版社。”


李大振回衡水后，协助文联主席李清创办《农民文学》，发展繁荣文学事业，做了很多工作。我就是那时得以与他相识。印象中，他是个处事低调性格内敛的人，每次开会研讨作品，他总是认真倾听别人发言，从不轻易表示意见，更没见他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我的小说虽在《农民文学》发过几篇，但也没听他说过肯定或批评的话。只记得有次参加评稿会，因都要念自己的稿子，当我读完自己的习作后，他仔细听完，未置可否，只是问了一句：“你叫同桂啊？”就没了下文。我曾几次鼓起勇气想说出受他影响而喜欢上文学的经历，但总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和场合。


李大振虽不张扬，但在衡水文学界的作用举足轻重。饶阳老作家许可常和我说：“《农民文学》的稿子，能过大振这一关就差不多了。”许可和他十分熟稔，并经常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印象中每次总是老许找话题编排他，而他也就笑嘻嘻地听着，并不恼怒，也不急于反击。直到老许说得口干舌燥，他才慢悠悠来上一句：“许——可，谁到你家去，你老婆子也许可吗？”记得许可曾给他起个绰号，总喊他“李大针”。我背地里问老许何意，老许说：“这是我编的歇后语，锄杠把纳鞋底儿——大针。这家伙从省里下来编咱这小刊物，属于大材小用。”


一个作家和编辑，最大的本分就是对作品选材、立意及文字的严格推敲和把关。


1984年，衡水文联和花山出版社联合推出报告文学集《百户农民列传》，曾给饶阳确定四个题目。出书时，其它三个作者的稿子都顺利过关，只有我那篇写养鱼户的《春塘水暖》被退。我拿着删削修改的退稿，找在文化馆工作的许可询问原因。他认真看后说：“大振是本书的责任编辑，这是他的笔迹。既然他改得这样认真，看来原是想用的。之所以退稿，可能是你把阴暗面写得多了一些。”我这篇稿子，开头从养鱼人用柳条抽死吞食鱼苗的水蛇写起，类比致富专业户面临吃拿卡要的压力，如实写了电力税务部门个别人的不正之风。编辑可能考虑这样暴露问题的事例过多，会给传主和作者带来麻烦和纠纷。当时我有些耿耿于怀，不太服气，又据此题材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鲤鱼状》，因水平所限也未发出。后来我反复琢磨此事，逐渐明白了编辑的良苦用心，也理解了他们的严谨和周密。在以后的写作中，我时时提醒自己要认真调查，辩证思考，合理取舍，反复推敲。若如老许所言，此次退稿是经李大振敲定，那我也从这件事学到了他的谨慎和“本分”。


工作敬业，做人实诚，为文朴素，这都是“本分”的题中应有之义。孙犁先生可能也是为此而关注和欣赏李大振的吧。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