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兴起了“新民歌运动”,涌现出了以河北兴隆县刘章、陕西临潼县王老九为代表的一批农民诗人,王老九还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新民歌也影响到了冀州当时一个十四五岁的农家娃,并且一直伴随他的一生,他就是冀州区小吴寨村今年77岁的农民诗人牛满贵。


我与牛满贵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他正活跃于衡水文坛,其清新活泼的新民歌频频登上《河北日报》《河北文艺》《衡水日报》等报刊,曾两次参加衡水地区文代会。记得八十年代末的一天,牛满贵来到我当时租住的大刘村家中,跟我谈他的创作经历。他1945年生于北京,八岁随母返回家乡小吴寨村,从小酷爱诗歌。初中时有一次去北京探亲,父母给他的钱啥也没买,一下子花了400多元钱买回一大口袋书,把当时的列车员都惊到了。在长期的农村劳动实践中,牛满贵找到了一些新民歌创作的窍门儿。但是,八十年代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发表新民歌的阵地越来越少,他常常为要不要再坚持写下去而茫然。


再次与牛满贵交集,已是2004年了。这一年是党中央自1986年之后再次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至今又连续十九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因此,那一年新闻媒体对宣传中央一号文件极为重视,而此时我已在冀州市委宣传部负责新闻外宣工作,正在寻找新闻线索。听到冀州镇宣传委员说,小吴寨村农民牛满贵用新民歌为乡亲们解读中央一号文件。我大喜过望,迅速赶往小吴寨村,见到了失去十几年联系的牛满贵,当时他已经59岁了。读罢他写的新民歌《十唱“一号文件”好》,一股清新的诗风扑面而来,尽管那时我已不写诗多年,还是被他的新民歌震撼了。


原来,这些年牛满贵痴心未改,一直没有停止他的新民歌写作,坚持天天写、日日写,并自称为“下里巴人派”。牛满贵的家庭状况并不富裕,写诗用的是当会计妻子的废账本和儿女们作业本的背面。装订的整整齐齐的近三十本诗歌原稿记录着这位农民诗人的心血,也是他最宝贵的财富。在1963年的洪水、1976年的地震、1996年的洪水、2003年的非典等自然灾害中,牛满贵宁可放弃家中的财产,也不能让民歌底稿受到损失。后来,他将自己的手抄新民歌装订成十几本“线装诗集”,分为《丰收集》《新苗集》《晚霞集》等,从大包干到计划生育,从移风易俗到村务公开,从歌颂“三个代表”到“十唱中央‘一号文件’”,一直紧扣时代的节拍。


回来后,我写成了新闻消息《农民诗人牛满贵十唱“一号文件”:党话说在咱心里》,刊发在2004年3月8日《衡水日报》晨刊头条。衡水日报记者王贵锁当即发给新华社,3月9日10时46分,新华社向全国发出消息《农民诗人牛满贵用新民歌解读中央“一号文件”》,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我第一次在新华社发稿子。这篇新闻稿还获得了当年的“河北新闻奖”三等奖。从此,我开始了对牛满贵长达近十多年的追踪报道,以另一种方式与他再续诗歌之缘。再后来,接连几个一号文件颁布后,他又分别写下了《听我放歌小康调》《党心紧系新农村》等民歌予以解读,我都给予了报道。我曾无数次独自骑摩托车去小吴寨村采访,与牛满贵谈古论今。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我对牛满贵的新闻报道不少于100篇。记得牛满贵还给我写过一首诗《赠杨万宁》:“我借春风扣君门,感谢相邀诗坛吟。推风助雨传千里,清惆扫恨天地新。正眼待人无尊卑,另劈蹊径有意深。人生可贵勤进取,只问求索多耕耘。”


牛满贵创作的新民歌包罗万象,除了歌颂党的方针政策之外,还抑恶扬善,引领社会新风尚。看到村里有些年轻人不赡养老人,或虐待老人,他感到心里很气愤,如果当面去质问,一来对方不会承认,二来也会闹僵邻里关系。于是,便创作了一首《劝孝歌》,写在村里的黑板报上,还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送给学校里的学生,既教育了孩子,又使家长受到了教育。小吴寨村有个村民痴迷麻将,田也不种了,工也不打了,责任田里杂草丛生。牛满贵写了一首《劝赌诗》,那位村民看后连声说:“满贵,别笑话俺了。看今后的。”后来,这位昔日的“麻将迷”成了“科技迷”,种大棚、搞养殖发了家,新房也盖了,摩托车也买了。多年前,某部门工作队包村蹲点,在村干部家轮流大吃大喝,因为牛满贵的老伴是村会计,商定第二天在他家。老牛闻听,当夜便写了一首诗:“盏盘狼藉扫,酒令声声高。小康未建成,集体空腰包。明日去哪里,再寻新目标。”他将这首诗用粉笔写在小黑板上,挂在堂屋。第二天中午,工作队进屋一看,便悻悻地走了。老牛高兴地说:“我这一首诗起码给集体省了100多块钱。”


2005年,60岁的牛满贵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宣誓时,他泪流满面,浮想联翩。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他曾多次向党组织口头或书面提出申请,要求入党,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被接纳,他也由一个农村热血青年变成了头发稀疏的花甲老人。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对新民歌创作的痴情,对党的宣传事业的执着,从六十年代写的“一株棉花百个桃,天下穷人一条道。太阳不照桃不开,不跟党走福不来”,到如今写的“为党写歌为民唱,不枉世上走一趟。做人就做党的人,休计荣辱在心房”,充分显示了一个中国普通农民对中国共产党亘古不变的信仰。当时,我曾向领导建议,为牛满贵出一本新民歌诗集。他整理了自己的一部分诗作交给我,我让单位的打字员打印出来。诗集取名《我的民歌是杯酒》,分为“不跟党走福不来”“乡情乡韵五谷丰”“人当拼搏争上游”“诗激秽浊词扬清”等五部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也没有出版。


位卑未敢忘忧国。牛满贵的新民歌贯穿着一条红线:报党恩。即使挨饿、受苦、受歧视,也从未改变过他的初心:“我的民歌是杯酒,和煦春风握君手,细雨润物情意浓,打开心扉解忧愁。我的民歌不是酒,疾风闪电惊雷吼,席卷腐叶刷朽根,碰上硕鼠化匕首。”有李白的浪漫,“蓝天大地铺稿纸,百草万物成诗篇,胸有放翁豪气在,边耕边歌苦也甜。”有杜甫的写实,“拔掉穷根栽富苗,俺的心思党知道,人奔高处水奔海,党旗永在心中飘。”还有陆游的缠绵,“你哼民歌我来和,我去锄草你跟着,像那梁上双飞燕,筑巢哺儿劳累多。”老伴认为牛满贵只顾他的诗歌,“吃喝穿用不讲究,初一十五不知道”,家里有部手机,牛满贵总是分不清“红键绿键”,哪个是接听哪个是挂断。牛满贵认为那些都是“小事儿”,他不能只盯着那些。他要每天看报,神州飞船什么时候上天,他要写诗;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他要写诗;他关注的“老百姓们每天的生活变化”,这些都被他写成了民歌。


十多年前,牛满贵因为一场车祸落下残疾,脑子也略显迟钝了,但对于诗歌的创作热情不减。那时,他和老伴骑着三轮车到县城卖菜,而我上下班正好途经他们卖菜的那个路口,碰到了就硬往我的车筐里塞菜,给钱他不要,不给钱我又不忍心,后来上下班我就绕着那个地方走。长时间见不到我,他有时卖完菜,就让老伴骑三轮驮着去单位找我聊天,让老伴在门口等着。他拄着一根棍子,穿的又不讲究,门卫以为是上访的,不让上楼,后来门卫也跟他熟了,每次老牛再来找我都非常热情地给我打电话联系。每次来单位,他都把新写的民歌给我看,我也给他几本稿纸、几本书,我知道这是老牛最喜欢的东西了。


我工作“二线”之后,便停止了对牛满贵的追踪报道,后来新闻科新来的同志又接了过来,每次新闻媒体给我打电话要采访他,我都是让同事带着记者去村里。记得2015年冬天,人民网的两个记者还为他拍了纪录片《小村里的民歌大王》。


算来有七八年没去牛满贵家了,前不久我带爱人郊外春游,骑电动车到了小吴寨村口,跟一位村民打听他,得知他得了脑血栓,走路都很困难了。走进他的家门,还是当年熟悉的农家小院,牛满贵在晒太阳,他的老伴还能叫出我的名字。见到我来,老牛很高兴,幽默地说,前些年出了车祸,一条腿落下残疾,另一条腿跟不上,去年得了脑血栓,现在两条腿步调一致了。牛满贵兴致勃勃地跟我说着自己的规划,要挑出自己喜欢的几首新民歌,改编成像赵树理小说那样的民间故事,读者或许会更好接受……想起第一次到他家时,他居住的土坯房的墙上,挂着他自书的座右铭,如今纸张已发黄,字迹依然清晰:“好说好笑好不平,爱天爱地爱风景。不烟不酒不麻将,恨神恨鬼恨帮凶。思国思民思后代,写诗写对写人生。抛名抛利抛功过,化风化雨化雷霆。”这正是这位“新民歌大王”的自画像。


时间已近中午,牛满贵的老伴正择韭菜,准备烙馅饼,非要留我们吃饭。我婉言谢绝,起身要走了,牛满贵依依不舍地说:“让你嫂子送你吧,我送你到门口,再走回来,得需要一个小时。”说完,还嘿嘿笑了。回身望一眼坐在椅子上佝偻着瘦小身材已经77岁的牛满贵,那个痴情新民歌六十多年初心不改,创作出近2000首民歌的“新民歌大王”,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作者:杨万宁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