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来年前，我写散文《华克放》，记述对下放我村一个教授的印象。
构思这篇小文的初衷，主要想写出乡亲们的淳朴、宽厚和善良。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职员工被遣到饶阳农村接受“改造”，我们这个偏远村庄就来了二十多名。而三十多岁的女教师华克放恰好派到我家所在的第七小队。
我的母亲那时任妇女队长，天天带女劳力干活儿，所以能和奉命“锻炼改造”的华克放朝夕相处，对我讲过不少人们对华克放关心照顾的轶事。比如割麦，人们抢着帮她磨镰，还要叫她占那些缺苗断垄之处；栽种红薯，最累的活儿是担水，人们就只派她埋秧捂坑；秋季大田多是玉米，为拉运方便，中间往往种一溜早熟作物留为车道。收玉米时，每人肩背一筐，筐满后再倒入车道的棒堆。这样挨车道的几垄稍可取巧，掰下棒子能顺手扔上棒堆，少受一点肩负之累。过去人们都起哄争抢这几垄。但自华克放一来，人们都突然变得“温良恭俭让”起来，每到地头一站，都纷纷说：“这几垄让克放占！”
那时粮食产量低，人们吃不饱，分配时总是按人劳比例过秤分堆。队长登麦爷处事公平，精打细算，管理十分严格。华克放是商品粮，按说不应参加分配。但无论玉米黄豆，还是花生红薯，每次开秤前，登麦爷总要先吆喝一声：“来俩手脚麻利的，给克放送两筐尝尝！”饥肠辘辘的社员们不仅毫无怨言，还你争我抢做此“好事”，套套近乎。
我写《华克放》，也是回忆懵懂青春时期对文化的崇拜和敬仰。我当时正上农中，没有升学机会，又一度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所以总想休学回村劳动。母亲为阻止我退学，开始拿队上的会计举例：“你在校里学学珠算，当个会计弄账，哪月也能歇几天。”“国关”的教师来村后，母亲又比方华克放给我鼓劲儿，屡次说：“读书多的人，不光懂事理，说话都好听。你看人家华克放，就是现在走背字儿，人们还是打心里敬着！”
学校停课后我也到队上劳动，悄悄观察过华克放，从言谈举止中确实感觉到她的与众不同。是优雅知性的风韵，还是雍容高贵的气质？虽然说不清楚，但对长期封闭的乡亲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些平常流里流气满嘴脏话的小伙子们收敛了许多，有时还当着华克放说点“字儿话”。而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则把她当成了偶像。她一头齐耳短发，朴素干练，按说也算平常发型，但年轻女人们都羡慕模仿，长辫都剪掉，短辫都放开，一律都成短发，还有人起名曰“克放头”。登麦爷风趣地说：“克放是来接受改造的，这究竟算谁改造谁呀？”
我受到的“改造”，是增添了读书的兴趣，有时甚至异想天开做过大学之梦。当时我想，要考大学就考“国关”，就当华克放的学生。几十年后，儿女高考都超重点线，填报志愿征求意见，我不假思索地说：“报国际关系学院！”但河北的招生简章上却找不到，一般本科没有，提前批也没有。莫非此校有何特殊要求，还是招生有地域限制，直到现在不得而知。
《华克放》一文被华克放看到纯属偶然。
她一个供职省安全厅的张姓学生到衡水出差，恰好看到发出此文的报纸副刊，于是该生把报纸送到了北京。
华克放看到报纸非常激动，叫该生专程赴饶找我一次。因我外出未能见面，他就想法找到我的电话，郑重转达了华老师的意思。原来华克放对东里满的乡亲印象极深，至今还记得那个叫登麦的队长，并表示有机会到村回访。人家虽然对作者名字毫无印象，但对我写她也很高兴，诚邀我有机会家中做客。这个学生为便于联系，还把华老师家中座机和手机号码信息告之。
这次通话，才让我了解到华老师的身世和一些背景。原来她是著名谍报英雄华明之和沈安娜的女儿。尤其是沈安娜，十几年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速记员，被我党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因了她机智勇敢的成功潜伏，很多国民党上层的绝密计划和军事部署，往往蒋军官兵尚毫不知情，却早已飞到我党我军领导人的案头。看来我是在无意中写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那天我对张姓同学说，如果华老师回饶访旧，我一定负责服务接待。只是村中老人多已不在，队长登麦也过世多年。
那年母亲尚健在。我回家谈起此事，母亲说：“克放也快八十了，再见着也不认识了。”接着又突然问我：“克放有几个孩子？”对此事我自然不知。母亲却叹息一声说：“当时克放有个小孩，总和我们说想再生一个。可她男人在外国大使馆，回国一趟挺难，她又常年在咱村干活受罪。真不容易呀！”
这篇散文见报后，也受到一些文友关注。我的老同学何书垛说：“有个细节你该写。咱俩到饶中找过华克放，还给咱们切了一个西瓜。”我和书垛年轻时痴迷写作，四处求师。有一次到县革委宣传组送诗稿，听说从村里撤出的“国关”教师住在饶中，我们想在写作上求得指教，确实冒昧找过华老师一次。她当时非常热情，对我们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具体内容却早已淡忘，吃瓜之事也印象模糊了。
近年来偶尔在京暂住，我多次萌动过拜访华克放的想法。但几经犹豫，还是没有按过那张姓同学告之的电话号码。尽管这号码我一直记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
对于一个饱经沧桑的耄耋老者，还是不要轻易打扰人家的平静生活吧。
作者：何同桂 编辑：李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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