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强历史上的裱画业源远流长，它和武强年画一样，也是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之一。


裱画工艺源于东汉初年，那时便有“裱褙装潢”之说。到唐代，装裱名手辈出，且品种花色繁多。随着书画艺术的日益发展，在工艺风格上形成了杨、苏、京、广四大流派。武强裱画从工艺风格上属于京派，可与武强年画并称姊妹艺术。
古人张颜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自晋代以前，装裱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裱褙。”明人嘉胄说：“古迹重裱，如病延医。”在古代一些画论、画记只能看到有关裱画的一些零星资料，但以现有的文字记载推断，字画装裱工艺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书画装裱的创始人原是一些书画家，他们为使自己的作品更加美观大方，便于展示欣赏，于是便在作品的四周装饰上各种颜色的配纸、绫、绢，加上天杆、地杆和轴头，不仅能使作品得到锦上添花的效果，而且一件破旧的书画经过装裱，不失古色古香，保持原件的艺术价值。由于装裱工艺日趋精细，使艺术家的创作受到影响，因此促使装裱工艺产生飞跃而独成一家，把“画”和“裱”分开，自成脉络，但又始终相互联系。由于装裱工艺的特殊性，长期以来都是口授手传，一直保持着手工操作的形式。近年来，涌现出了“机裱”工艺，但手工装裱仍以做工精美而居装裱业的主流。


武强的裱画分为“精裱”“普裱”两种。“精裱”主要用于高档书画作品的装裱，原材料主要用宣纸和高档的绫、绢、锦等，需经过托、刺、镶、嵌、裱等十几道工艺，分别装裱成立轴、条幅、横披、册页、画片、手卷等，这种书画主要适于有身份、有头脸的官宦或文人墨客。“普裱”，则适于一般的书画艺人，面向大众。它主要分布在农村的个体画业作坊，相比之下，工艺比较简单，大都是艺人们挑选出市场畅销的年画、胶印画，如《麒麟送子》《龙凤呈祥》《寿星图》等，用廉价的纸张作裱褙纸，天杆、地杆就地取材用麻秆或秫秸秆，一般不加轴头。装裱的形式一般有中堂、对联、四条屏、八条屏等。这种产品虽然原材料低廉、工艺简单，但技术性却很强，装裱后的成品必须平展、美观。


装裱艺术，不愧是民间艺术中一门巧夺天工的技艺。武强历史上著名的裱画店有锦义兴、吉庆斋、吉庆和、恒昇、大兴老店等，流传至今的木版年画作品有《周子爱莲》《王羲之爱鹅》《鹤鹿同春》《钟馗》等，四扇屏有《春秋配》《圣赐全家福》等，对联有《竹林鸟啼》《父子协力》《八仙过海》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冀中年画研究社（后改大众美术社）的武强年画艺人韩万年是书画装裱的高手，后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调往北京荣宝斋，先任木刻水印厂长，后改书画装裱，多次为吴玉章、郭沫若、徐悲鸿等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名流装裱字画。他革新木版水印工艺，将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装裱上墙，使作品达到乱真的效果。并通过其传授技艺，使原籍武强的艺人韩度权、王瑞民由从事装裱工艺成长为书画鉴赏专家。在武强，公私合营时，几十家画业作坊联合成立了远大画业合作社（后改为武强画厂），成为武强年画和河北省书画装裱的重要基地。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为北京故宫、中国美术馆、荣宝斋、北京美术红灯厂等单位承担古旧书画珍品的揭裱，每年达数万件。并为北京人大会堂、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宾馆、北戴河等单位装裱厅堂壁画数百幅。武强艺人最具特长的是“特裱工艺”，曾为省文物局装裱40平方米的巨幅壁画；为香港琼华公司的黄总经理装裱由著名画家孙菊生画的《三百零二猫图》，长42米，高1米。事前，他先后找到北京荣宝斋和上海的朵云轩两个著名书画店，都因技艺限制而未接此活，后来由武强画厂艺人圆满完成了该画的装裱。1988年，武强画厂的新一代装裱艺人孙培培、孙艳维、王广民等还为知名画家尹默装裱了巨幅长卷《翠竹图》，受到美术界的高度赞誉。1981年，武强画厂派人支援省工艺美术部增上书画装裱项目，填补了省会原来没有裱画业的空白。至今，仍有几十名武强培养的装裱艺人活跃在石家庄工艺美术界，在省会的书画装裱业发挥着巨大作用。


书画装裱，在武强曾为一大行业，对于美化农村民居环境和增加农村收入起过重要的作用。1963年，武强遭受特大洪水灾害之后，全县14个公社有12个公社恢复了年画和年画装裱业，在“以副救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武强画厂承担河北美术出版社发行的106万套年画装裱业务，一举扭转了亏损，受到河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嘉奖。


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欣赏水平在提高，目前，武强裱画业中的“普裱”已基本被淘汰，“精裱”工艺得到较大的发展。在武强年画博物馆和城乡的30多个年画作坊中，裱画业正在与时俱进中不断提高，它在武强县建设文化大县和发展文化产业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者：刘金英  编辑：贾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