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徐俊岭是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1945年参加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武强、献县、深县、安平县委工作，一辈子信仰坚定、忠诚于党，对工作兢兢业业、清正廉洁，为人宽厚善良、忠孝感恩、重情重义，是我们子女后辈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每逢清明倍思亲。转眼间，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七年了，我对父亲的思念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相反，伴随着对人生更深的感悟，我对父亲的思念越发深重。

父亲信仰坚定，先国后家，一生忠诚党的伟大事业。父亲参加工作时正值战争的年代。1947年，我祖父去世，父亲正跟随组织在外地工作，祖母让我三舅爷去找他，结果寻了3个多月，找遍了献县、河间、任丘、沧县等多个地方，走了上千里路，也没有找到我父亲和他的队伍。直到半年后，他请假回家，才知道我祖父去世的消息。等我父亲处理完家里的事，再找队伍时，队伍又临时转移了，父亲无奈回家，当起了村里的会计和民校教员，继续为党奉献。1961年，原深县一分为二，分为深县和安平县，县委书记王瑞璞非常器重我父亲的坚定信仰和能力、才华，四次变换工作都带着他，这次又一起从深县到安平工作。

1966年腊月，我祖母病重，怕见不到我父亲最后一面，就给他拍了加急电报，说“母故，速归”。父亲本来就由于没能给我祖父送终而心有遗憾，在得知我祖母的“死讯”后悲痛万分。从公路下车几百米就是我们村，父亲还没进村就大哭，村口的乡亲告诉他，先别哭，你娘还没死呢。父亲赶紧跑回家，此时，我祖母的瞳孔都已经开始扩散。正当我父亲准备尽最后孝道的时候，第二天，安平县委的电报却突然到了，上面写着“情况有变，速归。”此时，一个艰难的抉择摆在我父亲面前，如果回安平，就不能给母亲尽孝送终，但如果不走，关键时候没有回到工作岗位，就辜负党的培养！父亲拿着电报，一边思考，一边大口抽着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母子连心的祖母感受到了父亲的焦虑，颤抖着双唇，把他叫到床前，用微弱的声音在我父亲耳边叮嘱道：“岭子，你是公家的人，上级让你回去，肯定是有大事。你放心，家里还有魏年（我的母亲）和你弟弟，你回去上班吧！”“忠孝不能两全”的话虽然说起来容易，但那割舍不断的亲情放在自己身上，还是让父亲心里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祖母开明大义的话稳定了父亲的心绪，他又在自己母亲身边陪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郑重地给我祖母磕了头，就眼里噙着泪水回安平去了。就在父亲走后第二天，祖母与世长辞了。家里派我两个堂叔去安平通知我父亲，谁知道，他们骑自行车赶到安平时，正看到我父亲被戴着高帽子在汽车上游街批斗呢，见此状，吓得他们调头就回来了。直到半年后，父亲才脱身回家，直接到我祖母坟上恸哭。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错过了为父母尽孝送终，成为了父亲一生的遗憾，但也充分体现了父亲坚守信仰，先国后家的高尚情怀。

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谦逊、诚实、有才，留给与之相处同行极深印象。父亲有两样“绝活”，一是同志们公认的“笔杆子”，二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出自他手的材料朴实无华、缜密规范、语言流畅、字迹隽秀、结构严谨，深得领导赏识。60年代初，他在安平县工作，县城还没有电灯，晚上写材料都是点烧煤油的泡子灯。后来条件稍有改善，由县面粉厂带一台小发电机，前半夜有了电灯照明，后半夜停电后，他的屋里还经常亮着油灯。他有抽烟的嗜好，特别是写材料几乎一支接一支。常常是写着写着没词了，点上一支烟，深吸几口词来了，把烟往桌上一捻继续写，第二天清晨桌子上便留下一大堆半截烟头。安平的一些重大报告、重要讲话，许多典型材料都出自他之手。许多同事回忆起他趴在办公桌上点着油灯写材料的形象，都印象深刻。据他当时的同事崔根乱（曾任武强县委书记、衡水市政协副主席）回忆：1971年下乡，发现当时在全县很有名气的一个生产大队存有不少问题，想向县委反映一下，以期引起领导的关注，于是向县委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为了充分说明自己的观点，便列举了该大队存在的问题。为稳妥起见，先让徐看了一下，徐看后在报告开头加了一段话：“该大队无论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还是农业学大寨、生产建设等，都是不断发展的、前进的，这是必须肯定的，”并对崔说：“写材料不仅是文字上的功夫，还得懂得辩证法，不要有片面性”。时过三十年，经他修改的这个草稿仍然保留。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称他为“老徐”，也兼有兄长、师长双重涵义。

父亲在工作上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时时处处防微杜渐。在父亲所接触的人中，无一说他搞不正之风，而说他敢于抵制歪风邪气的大有人在，有人甚至称他“倔老徐”。1972年后，父亲在安平担任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劳动人事工业、交通等许多重要部门，手中有一定的权力，但他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1977年，组织上给干部家属办理农转非，在那个年代，农转非就意味着吃上了商品粮，孩子长大后给安排工作，一辈子有“铁饭碗”。按照政策，全家只有母亲和弟弟符合条件，他一心为公、坚持原则，始终没有利用手中的特权对我和三个姐姐进行照顾。父亲当时有一件最心爱的“宝物”，那就是他下乡用的一辆日本自行车，曾为他下乡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每天都擦得锃亮，可见其心爱程度。由于我和弟弟上学，母亲没有工作，我们一大家子的生活全靠父亲每月80多块钱的工资支撑，生活十分艰难，只要他张张口，就不愁吃穿，但他坚决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硬是像割身上肉一样心疼地把自行车卖了，来解决家庭的生活费用。

父亲对生活感恩，对父母孝敬，对子女严格教育，为后代传承好家风。我祖母有兄妹6人，因为我祖父去世早，父亲又常年在外工作，家里的生活得到了舅爷们的很大帮助和关照，父亲和二叔都深怀感恩之心。每次他从安平回家，都精心准备，带上一些好吃的和零花钱，骑自行车先到到深县溪村看我姨奶奶，再到武强潭封庄去看我舅爷，直到天黑才能赶到家。这条路就成为了父亲和二叔的“感恩线”，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他一走就是十几年，直到老人们离世。在父亲眼里，孝道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责任。他每次进家一定先到自己母亲那里报到，并且尽量多的抽时间陪她，经常拉家常到很晚，甚至是在我祖母几次催促下才回屋睡觉。父亲和我二叔的感情也特别亲，二叔要有什么困难，父亲都千方百计地去解决。我姐弟5人，二叔家有6个孩子，我们十一个姐弟也团结和睦、不分彼此，父亲真心爱护、关爱整个大家庭，尤其是在那个特殊困难的五、六十年代，挣的工资也大部分补贴了整个大家。在对待后辈子女教育方面，父亲又严格要求，将感恩、孝道、忠诚、善良的家风一脉相传，为我们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当年，我大姐和堂姐一同在石家庄戏校学习，父亲出差到石家庄，抽空去看她们，给她们一样多的零花钱，买一样的礼物，从来不分远近。每到年底，父亲和祖母还都召集我们开一次家庭生活会，每个人汇报一年来的收获和来年的打算。这个传统让我们姐弟都从小就养成了善于学习，做事认真的好习惯，一辈子受益。值得骄傲的是，我叔家的三妹，在恢复高考后，成为了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如今，我们十一个姐弟，无论是农民还是党员干部都是自律自强的人，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社会做着贡献。

父亲朴实无华，注重操守，对家乡情义深厚。在安平任县委常委期间，县委给父亲配备了公车，但他回家的时候多是骑自行车，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有时县委安排汽车送他回家，他就让车停在村边的一个厂子院内，自己再步行走到家，为人做事极其低调。对待乡亲们，父亲又是一个特别重感情，讲情义的人，安平县有个化肥厂是省市重点企业，南王庄则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都是邻近兄弟市县参观学习的榜样，武强县的不少干部都去参观学习，尤其是乡村干部比较多，他只要有时间就一定亲自陪同并到县界迎送。有时候，乡亲们为村集体买化肥找到他，只要不违反政策，他都千方百计帮助解决。

父亲淡泊名利，亲仁善邻，深受家乡乡亲们的爱戴和尊重。1983年，为响应党中央动员老干部提前退休的号召，父亲提前离休回到武强老家。我们族院有四十多户，由于过红白事标准不统一，起了争端，形成了分裂的态势，他便利用过年的机会，在大年初一，组织祭祖回来后，把本族院的80多名家庭骨干和长辈们约集到一起，讲历史，讲团结，谈未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最终统一了标准，建立了制度，解开了大家的疙瘩。在他的倡导下，全村在1987年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从此全村婚丧事一律简办，一直坚持至今，深得乡亲们的称赞。他还自荐担任了村小学校外辅导员，自编教材，每周给孩子们上一节思想辅导课，村小学连续3年被县里评为“十佳学校”。1990年，父亲又发起并带头集资搞旧校搬迁，村民们说，要是俊岭管账，俺们就集资，别人管账俺不集。结果我父亲亲自管账，群众踊跃集资。学校完成搬迁后，他把账目一分不漏地公布上墙，乡亲们非常满意。1992年，他又到县、乡联系，争得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村里建起党员活动室兼老年人俱乐部，把自己搜集整理的本村革命史、老党员事迹图文并茂地搞成专栏，长期展出，活动室既是文化娱乐场所，又是宣传教育的阵地。1992、1993年，他连续荣获县“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被县委老干部局评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1993年，被省有关部门评为“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不知不觉27年过去了。想起父亲的面容，仿佛近在眼前，但却远出天边。无尽的思念，无以传表，只能轻轻地回望，默默地怀念。父亲的一生信仰坚定、朴实无华、善于学习、重情重义、为人忠厚、踏实认真，为我们子女和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始终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徐沛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