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官庄村  庚晓晴  摄


故城县青罕镇南官庄村是一个较大村庄，相传，在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从山西洪洞县迁来一户姓李的移民定居于此，仍沿故里之名“南官庄”，相沿至今，并没有什么传奇故事。但是至清朝以后，该村却成为故城县赫赫有名的村庄。这与故城教育、济赈有密切关系。


清朝建立之初，为巩固满族封建统治政权，急需治国人才，以优厚的条件兴办教育，广揽生源，加紧培养青年才俊。顺治九年（1652年），礼部发文“钦定条约八款”，明确“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饩，设学院、学道、学宫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务养成全才，以供朝廷之用”。故城县是西汉大儒董仲舒下帷之地，受董子遗风的影响和熏陶，历代素有崇文重教的传习，除了官办的甘陵书院、卫阳书院，还设立了蔚仁义学、二贤祠义学等一些教育机构。这些义学的办学经费主要依靠一些开明地主、商人、绅士的捐地、捐款。此外，官府还有一些学田，其收入用以“师生膏火月课经费”以及校舍日常维修。


南官庄民风淳朴，地广田沃，是学田的主要所在地，共“一顷一十六亩五分四厘八毫三丝”（面积计算十分精确，表明对学田管理非常严格认真）。这些地原本由明朝绅士义捐，“以为学校教养之资”，由南官庄的老百姓代为耕种，每年定额收取租谷“三十六石一升三合四勺二抄四撮七圭”，其中包括纳学田钱（以谷物折合）“四石二斗一升”。这些学田也叫“官田”，任何私人是随便动不得的，老百姓只有耕种权，没有所有权，更没有买卖权。由于这些学田的存在，使得南官庄成为名符其实的“官”庄，令人刮目相看。


自隋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都对建仓储粮十分重视，制令“诸州百姓，当社立仓”，社仓也就是义仓，其主要功能是以丰补歉，丰年储备余粮，遇有灾荒“以时发赈”，周济、帮助老百姓度过灾年。故城县濒临京杭大运河，与其相邻的德州卫即是漕运的重要官仓之所。县内的郑家口、故城镇等集镇历来是漕运码头，也建有很多粮仓。粮仓分预备仓（即常平仓）、义仓两大类。预备仓由官府直接管理，建在县城，而义仓建在乡村民间，为老百姓互助性质。乾隆十八年（1753年）直隶总督奏准朝廷，“一百四十四州县、卫各择人烟稠密高阜之区置仓，使四面村庄相为附丽，近自十五里，远自二十里不等”，并要求老百姓输入义仓的粮食须“出其有余，不限以数，黍粟各从其便，务在乐输，无稍勉强”，完全是出于自愿，不得有任何强迫。故城县义仓设立较早，乾隆十六年（1751年）故城县即已有义仓6处，其中之一即在南官庄。之所以选在此处，不惟南官庄有学田，租地之粮便于存缴，还因其周围村庄比较稠密，交通便利，距县城（今故城镇）恰好15里路，符合建仓的条件。


义仓建立之初，运营比较规范。按当时要求，“如一邑丰歉不齐，即停其捐”，丰存歉赈，确实起到扶危解困、均富济贫的作用，对广大老百姓来说，不啻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对义仓的管理也相当严格，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按照“守以民不守以官，贮于乡不贮于城”的原则，由公众选举产生“仓正”即“库长”，“专司簿钥，不许吏胥干预”。也就是说，义仓作为一项民间福利事业，完全交由群众管理，大家的事大家办，独立于官府之外，保证粮食存储、发放公开、公平、透明。但是随着朝政腐败，“日久生蠹”，这些有效的规章制度“名实俱无”，义仓成为官僚们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的工具。清朝后期，官员的贪婪、胆大妄为发展到无以附加的程度，不但官府掌控的官仓——预备仓公然“截留漕米”，任意挥霍，而且把黑手还伸向了义仓，各任官员们动辄随便以“动用报销”为手段以肥私。官、仓勾结，明贪暗挪，“仓正”（库长）“仓副”（副库长）“受甲长、衙役挟制”，沆瀣一气，把义仓变成自己的钱库。义仓仓储量大大缩水。据资料记载，旧义仓“道光十七年（1837年）原储共存谷二千一百八十七石九斗，除各任动用报销外，实存现谷九十二石”，其二千多石不知去向，腐败程度怵目惊心！为了弥补亏空，仓正与官衙勾结，横征暴敛，逼迫一些大户无限制的纳粮，“致若干善良殷实之户”惶惶不安，日夜担忧粮食被充仓，“百计图免不获，则家且倾危，无可逃罪”。在这种情况下，义仓纷纷倒闭。至道光末年（1850年），全县6处义仓只剩下南官庄、十里铺两处。咸丰初年（1851年），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官府将此二处剩余的存粮贮入县城，南官庄义仓寿终正寝，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设立，至咸丰初年（1851年）撤销，义仓在南官庄存在了整整100年，见证了这一时期清王朝政治经济兴衰的历史，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笔。学田、义仓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作为这两件事物的承载者，南官庄确实也增添了一层“官”家色彩。


作者：宫瑞华  编辑：李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