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强县大队南吉利情报站交通员

父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很健谈，尤其是我们那一带抗日打鬼子的故事，他讲得带劲，我也听得过瘾。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兵到了枣强县，为了强化侵略，还在我们村修了炮楼，有一个小队的兵力。父亲目睹了这些强盗烧杀抢掠的残暴行径，满怀义愤参加到了抗日的行列，秘密成为枣强县游击大队南吉利情报站交通员，站长叫姚振锁（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南下）。父亲的任务就是每天给县大队张静队长送情报。

父亲的处境是很危险的，给游击队送信往往都是晚上，荒郊野外，夜黑风高，既要躲着鬼子的炮楼，又要防着汉奸，少则十几里，多则几十里，有时要上百里，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父亲说他当时都不觉得害怕，日本鬼子祸害了这么多中国人，共产党带着咱打日本，怕什么！所以那几年艰难困苦、生死攸关的事给我讲得并不多，他觉得那些事都算不了什么。

可是，有一件事是父亲经常讲的，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下着大雪，父亲跟着站长赶往北吉利村北的松树林里。那里有一片坟地，他俩赶到时坟地里已经有几十个人，有几个人扒开坟头上的雪坐上去，大部分人都站在地上，不时抖着身上的雪。张静队长先作了简短讲话，讲了敌情，讲了任务，然后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主要听赵司令、陈司令讲话。冀南五分区的赵义京司令、陈耀元副司令都是长征干部，派来枣强一带领导抗日斗争。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人，虽然讲话时尽量放慢语速，但北方人还是只能听懂大概意思。到底赵、陈司令讲了些什么，父亲没怎么说过，父亲给我反复讲的是最后几句话，他说陈司令最后讲：“今天下着大雪，天气这么冷，大家都是好样的，等打走了小日本儿我们再好好地过舒坦日子，今天多冷也要忍着点儿，回去后不要再去烧房东那点柴禾，房东大爷、大娘村东一根、村西一截，捡点树枝不容易，我们不能回去就这么一把火给燎了。”冰天雪地连老百姓的柴禾都不许烧！就是这几句话，父亲不知给我讲过多少遍，他说石友三的部队（国民党驻河北的部队）他见过，皇协军就更甭提，都是欺压老百姓的，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

看来那个风雪之夜在他的心目中非常重要，一是他亲耳聆听了赵、陈司令的讲话，热血沸腾，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二是好像一夜间真正了解了共产党，觉得心里突然亮堂起来，所以他一生对共产党赤胆忠心。到底他当了几年交通员，我没有问过，直到枣强的日本兵被赶走，南吉利情报站自行撤消，父亲重又回家操持家里的生计。

苦心经营焖饼店

南吉利是枣强城东一个大村镇，并且是乡政府的所在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全村就有五百多户，两千多人。抗战胜利后，曾一度被日本鬼子肆意践踏的华北平原慢慢休养生息。特别是我们那一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土地改革，劳苦大众逐渐进入正常的生活状态。父亲大字不识，既没有文化，也不懂经济。但是，他看到了我家所处的位置优势。南吉利的经济中心在“丁”字街和“十”字街之间，街两边是各式各样的店铺，逢到集市以这里为中心向外扩展，街的两边布满了货摊，来赶集的人们熙熙攘攘，非常热闹。我们家就在这条大街的道北，房宅虽不临街，但有一条宽大的胡同直通街面。胡同口正处在这条繁华街道的中心，胡同口的对面就是一家果子铺，面积不小，堂堂正正。果子铺的西邻是一家茶馆兼大车店，东邻是一家馒头房。胡同口的西侧是乡里的供销社，副食百货、生产资料什么都有，再往西是一家焖饼店。胡同口的东侧是一家医院，东家叫李大中，身材魁梧说话高堂大嗓。再往东是一家中药铺，东家叫姚从范，印象里老人家文弱瘦小，和蔼可亲，店面也不小。沿“丁”字街往北拐是一家茶叶店，再往北是一家在这一带小有名气的焖饼店，内设大车店，吃住一条龙，牌号为“华昌店”。仔细品味一下，南吉利的这条街简直就是天津的滨江道，北京的王府井，我们家这条胡同口的位置岂不是寸土寸金之地。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琢磨着要把这个胡同口利用起来。他把胡同口加了顶子，变成了穿堂屋式的餐馆。餐馆临街一门一窗，进门是一条通道，仍旧直通胡同和院子，窗下是灶台，有一个大的灶眼，一把炒勺放上去正合适。灶眼向左有一条火道，在火道上放了一排盛满水的铁皮水壶，大概有七、八个，在使用灶眼时有一部分余火就会沿着火道烧过来，利用那点余热加热那些水壶。店堂再往里有几张八仙桌，这是客人就餐的地方。再往里还有一间小屋，供自己人或个别客人临时住宿。听老爸讲，当年平津战役结束后，被整编的傅作义部队在我们村住了不少人，有几个战士就经常来店里帮着挑水扫院子，大家相处得很好。我记得当时小饭馆还是满红火的。特别每逢集市，人来客往，吃饭的、喝茶的、歇脚聊天的，很有意思。在那个年代，乡下人能到小馆子里吃顿焖饼就很满足。当时的肉丝焖饼、鸡蛋焖饼、茄子焖饼、蒜毫焖饼等等，味道确实不错。我小时每次吃焖饼都要父亲多放酱色，出锅后饼条都成了酱红色，觉得那才够味儿。直到参军后探亲回家，那时父亲已病休在家，还要吃上一顿父亲亲手做的焖饼。

这条胡同的变化，也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然而，在当时家里那样穷困的情况下，父亲用什么盖起的房，又用什么置办的那些桌椅板凳、锅碗瓢勺，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艰辛，现在只能靠想象了。有一点能记得起的，就是听父亲说过，饭馆开张时那两口袋麦子还是从东徘徊姥姥家借来的。

从焖饼店小掌柜到国家职工

1956年，公私合营搞得轰轰烈烈，从小业主到大资本家，一夜之间都成了国家职工，从小店铺到大企业一夜之间全部国有化。南吉利小镇也毫不例外卷入了这一热潮之中。我那时年龄尚小，不了解太多的事，只知道包括我家在内的几家小餐馆成为了农村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对象。印象最深的是姚振水、姚玉林和我们家共三家焖饼店加上姚凤普的果子铺，组成了南吉利公共食堂，是南吉利供销合作社的一个部门，仍然经营餐饮。经理是上面派来的，职工是姚振水、姚玉林、姚凤普，我们家是父亲和哥哥一起加入的，哥哥当年十七岁，担任食堂的会计。房舍用的是姚凤普家的果子铺，其他几家的房产都没有涉及。记得合营当年经营不错，年底发了不少东西，钱可能发得也不少，如今还清楚地记得过年时父亲在堂屋的家谱上贴满了十元一张（当时是最大额）的人民币，还买了不少鞭炮，父亲的心情可见一斑。

公私合营后，父亲、哥哥都成了国家职工。父亲和母亲商量，我家的店铺让困难户宋存旺在这里接着开个茶馆，东西都是现成的。不要租金，没有条件，就是想帮帮穷哥们儿，让他增加点收入，补贴家用。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他留给我们的扶贫济弱、助人为乐的道德力量和家风我们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父亲为成为“公家人”而无比自豪，共产党就是大救星，就是大恩人，我从小就不知听了多少遍这样的教导。这是父亲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肺腑之言，他认为“公家”就是党，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领导指到哪里他就干到哪里。1956年合营后，父亲在南吉利没干多长时间，就调到外乡镇的供销社工作，从1957年到1962年这几年的时间里，先后到过流常、臣赞、王常、枣强，其间无论是干公共食堂也好，职工食堂也好，他都尽心尽力地为大家服好务，做好饭，当好大师傅。

可敬天下父母心

回想自己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父母双亲吃苦受累，克勤克俭，为我们晚辈的付出是无法计算也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的童年时代过得倒还愉快，然而到了1960年前后的生活困难时期，衣虽勉强蔽体，食却不能饱肚。那时，只要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母亲都省给我们兄妹。母亲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再加上营养不良，病弱的身躯只能勉强站立支撑，那种日子是何等的艰难！以至于母亲的病症愈加严重，终日咳喘不停，力不能支。这种病当时在农村也没有别的治疗办法，只靠在天津人民制药厂工作的大表哥吴凤珍经常让人捎回的麻黄素勉强维持。1967年冬，母亲再也熬不过去，只47岁就离我们而去了。对于父亲、对于我们兄妹都是人生之大痛。

母亲走了，父亲仍要到枣强上班，我当年十七八岁，妹妹十来岁，我们兄妹的日常生活只好依靠哥嫂。如果有母亲在，我还只是个孩子。没了母亲，父亲很自然就要考虑我的成家问题。他托了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给我介绍对象。但我的抵触情绪很大，一是年龄小，不愿考虑这种问题；二是当时仍在上学还没毕业，不便处理这种问题；三是家境贫寒，不具备结婚成家的条件。特别是房子问题，当时我家能住的只有三间北房，除中间的堂屋外，哥嫂住西屋，我和妹妹包括父亲回家都住在东屋，两间西房破破烂烂没法住人。这媳妇又往哪里娶呢？当时我确实认真地考虑过，这样的条件，能找到比较理想的对象吗？事实正如想象的一样，当时介绍了不少，有的是女方不同意，有的是我根本看不上，一来二去没有结果，父亲脾气来了，有一天竟直接找到学校把我训斥了一通。

其后的一个星期天回家，父亲在家，又有人来给我介绍对象。姑娘是本村的，父辈都相处不错，父亲没意见，要我去见一下面，嫂子还准备了一块布料作为见面礼。我听后简直是一脑门子官司，百般苦闷，但又怕父亲再生气发火，也就硬着头皮答应去见面。当时想，见面又不是结婚，见面以后再拖着看。这时父亲也看出我的心事不对劲，就把我叫了过去，说已看出我还是不高兴，说不愿意咱就不去了，这是一辈子的事，强扭的瓜不甜。但你也要理解当老人的心情，没娘的孩子总得早一点儿有个人管才好啊，不然这当爹的也会总揪着心的，咱也商量商量，我也听听你的想法。我本是准备挨数落的，哪知父亲竟是一番这样的话，我很感动，也深切地感受到父亲的良苦用心。我把那些想法一一说出，特别是想要千方百计盖两间东房，小也不怕，简陋也不怕，娶来媳妇总得有个落脚之地啊。我和父亲商量在我十九岁把房盖上，二十岁保准结婚，到时我会动员亲戚朋友去介绍对象。父亲也高兴地同意了我的意见很快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筹备。父亲托人在枣强轧花厂西面的砖厂买了两千块砖。砖瓦厂离我们村二十多里地，那天几辆马车来送砖时我正好在家，父亲跟着车来的，看得出，父亲很高兴。因为这两千块砖往院里一放，街坊邻居就都知道宋家门里要盖房娶媳妇了。哥哥也大力支持，在县招待所托人买来了苇箔，他们还做了门窗木料的购买计划，摆出了要大兴土木的架势。后来，随着我1969年初的应征入伍，父亲和哥哥的努力只成为了一个过程，那两间小东房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了。但老人家的一番苦心让我一直铭记于心。

父母过早离开了我们，未能在二老身边尽孝，也是人生之痛啊！不过今日可以告慰二老的是，晚辈一生努力，成家立业，家室和睦，子孙相继，生活宽裕，现今更是国泰民安，太平盛世。每每追思怀念，常感念于心，愿父母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宋振才（曾任天津新蕾出版社党委书记）

编辑：李耀荣